第一百八十章 奇案的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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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马新贻此人也很奇怪，人家都说他“薄绩高官”就是说他没有多少政绩却当了一方要员，这倒是一句实话，就连马新贻自己对此也是战战兢兢。不过他的主要政绩是到了两江总督的位子上才有的，这也是让朝廷对他比较满意的地方。
历史上对马新贻的评价比较客观，马新贻，字谷山，号燕门，别号铁舫，回族，山东菏泽东北五十里马海村人，生于1821年（清道光元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先任安徽建平（今郎溪）县知县，再任合肥县知县，庐州府知府，升任安徽按察使（俗称臬台），再升安徽布政使（俗称藩台），后升浙江巡抚（俗称抚台），成为一省行政长官。
同治六年（1867年）升任闽浙总督（俗称制台、制军），成为节制浙江、福建两省军政的方面大员，同治七（1868年）年，改任两江总督，节制安徽、江苏、江西三省军政事务，并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虚衔），官居一品。
同治九年七月廿六日（1870年8月22日）在督府侧门被张汶祥以利刃刺入右胁，次日陨命。在历史上，马新贻还算是有一点儿政绩的，在任上废除了一些无名之费扰民陋规，惩治湘军游勇，打击海盗，兴修水利等。
太平天国在南方纵~横十余年，积累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大部分囤积在天京。湘军攻破天京，这些金银财宝被湘军抢掠一空，自曾国荃以下，人人发了大财，回乡买田宅，置产业，国人侧目。
清政府令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查报太平天国留下的金银财宝，曾国藩上奏说，破天京时，天王府一场大火烧得片瓦无存，没有留下什么财宝。对此清廷心存疑虑，很想查清，又不敢得罪湘军集团，处于两难境地。
马新贻是文官出身，不懂军务，但以做事精明干练著称。清廷把曾国藩从两江总督任上调开，去任直隶总督，远离他的老窝，换马新贻任两江总督，去一方之霸，安排一个忠介文官，这恐怕是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的一手高招。
慈禧太后用马新贻为两江总督，有没有令其查证曾氏兄弟及湘军集团之劣迹、追查太平天国金银财宝下落的密旨呢？对这个问题，纵然没有找到确切证据，但也有蛛丝马迹可寻。
这其中，马新贻实授闽浙总督，在进京陛见请训时，曾先后十余次被召见，最后一次是慈禧太后在养心殿住处召见。
召见后马新贻退出来，时值六月，马新贻大汗淋漓，朝服都被浸湿，满面惊恐。据马新贻的后人说，慈禧太后授以密旨，要其密查太平天国金银财宝下落。马新贻深知此事极为重大，极为凶险，故此失态。
按说方面大员第一次进京陛见，理应到处拜见高官、京官，疲于应酬。可是马新贻在最后一次召见后匆匆离京，回乡祭祖去了，这是有违常理的，除有重大事务，不会这样行事。
马新贻离京回乡时，清廷尚未发出其改任两江总督的上谕，马新贻显然已经知道他要改任两江总督的信息，因为作为闽浙总督是没办法查的。
据马新贻的后人说，马新贻回乡祭祖假满启程前，将其两位兄长招到秘室，反复叮嘱：“我此行吉凶难料，万一有不测，你们万万不得赴京告状，忍气吞声，方可自保。”两兄闻言惊恐万状，也不敢向家人透露半分。
再有，马新贻任两江总督两年，干了许多实事，可能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暗中查湘军的的账目，这可是触怒了很多人，但如何查的案，无据可查。
其间清廷大裁军，湘军被迫裁军数万，裁下的湘军官兵并未回湘，原在湘军中“哥佬会”大行，裁下后就变成了地方上的黑势力，与湘军、官府勾结，无恶不作，给社会带来不稳。马新贻镇~压了一批地方黑势力，打击了湘军的“地方别动队”。
同治九年七月廿六日（1870年8月22日），马新贻例行阅军，在督府右箭道检阅射箭。阅毕，走侧门步行回督府。前有数名巡捕开道，后有武弁、兵丁簇拥，而刺客马汶祥从旁边突然冲出，直扑马新贻。
马新贻右胁中刀，即倒下，被迅速抬入督府，次日伤重不治。张汶祥刺马后并未趁乱逃走，即被拿下。
张汶祥口中不停地叫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来有去。”“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而张文祥喊的这几句话，明显让人摸不清头脑，相互之间也没有关联，唯独那句“有来有去”到让人浮想联翩，社会上的传言也是以从此而来。
马新贻被刺，几天后清廷发出上谕：“亟须严行讯究，即箸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得确情，尽法严办。”
江宁将军魁玉会同藩台梅启照等人审讯刺客张汶祥。几天后，又加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参与审讯。
此数人借口案情重大，拖拉时日，也不对刺客用刑，借口是：“案情重大，徒事刑求，倘未正典刑而庾死，谁任其咎？”
最后魁玉、张之万上奏说：“张汶祥矢口不移其供，只是因私对马心怀愤恨，为同伙报仇，为自己泄愤，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并以此拟定罪名结案。
这里面明显有敷衍之相，魁玉和梅启照久在江宁，甚至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但张之万是漕运总督，这可是一个在肥缺之上干了多年的老官油子，又岂会轻易的在别人的地盘上触人家的霉头？
而清廷也并不相信魁玉、张之万的“拟定罪名”，即谕令曾国藩火速回任两江总督，并加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大臣，携带刑部两名郎中（即满人郎中伊勒通阿、汉人郎中颜士璋）即刻赴江宁复审。
曾国藩接旨后深感为难，此事他事都想撇清的老狐狸坚辞再任两江总督，并上奏以病体请求开缺养病。清廷不予批准，谕令尽快赴任，但曾国藩迟迟不动，拖延近三个月才到江宁接任。
其实曾国藩心里很清楚，清廷似乎已经觉察到这个案件中曾国荃在里面起的作用，但此人与曾国藩不同，要想压服他可不容易，深思熟虑之后，慈禧也只能使用曾国藩来压制那些湘军旧部以及曾国荃。
而郑敦谨是刑部主官，素来有“铁面无私”的称号。他受命时正值隆冬季节，大雪阻隔，车马不能行，郑即与两个郎中徒步踏雪而行，赶赴江宁，行程四十一天，大年初一方到江宁，第二天就关门审案。
郑的本意也想查个水落石出，也不枉其“铁面无私”的称号。审了几日，张汶祥并不改口，曾国藩坐在一旁只听不言。郑敦谨满腹疑惑，私下问曾有何看法，曾国藩淡淡地说：“看来只好照魁、张原奏之法奏结此案。”
郑敦谨听后恍然顿悟，明白此案是不能再深究了。于是即按魁、张原奏之法奏结，仍按原拟罪名定案。
参审的江苏候补道孙衣言、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对此极为不满，当面质问郑敦谨，郑说：“万一审出是某某人主使，某某军队是后台，此案如何了局？”结案奏章须所有参审人员一一“书诺”（即认可并愿意负责），孙衣言、袁保庆坚决不“书诺”。
结案奏章以四百里加急进京，未等圣旨下达，郑敦谨即携两个郎中离开江宁。曾国藩依例奉上“程仪”，郑分文未取，两个郎中各受纹银500两。
行至清江，郑敦谨打发两个郎中回京交旨，自己写奏折称病不能任职，请求开缺。清廷不允，给假两个月养病。
郑敦谨自行弃官回乡，终生不再为官。郑青天何尝不知道其中的厉害，但做了违心之事也让他心中惭愧，永不致仕也是一种心中愧疚的表现。
刑部两个郎中回京后不久就悄然离京，汉郎中颜士璋被放兰州知府然而并无实缺，贫困潦倒，西北大帅左宗棠出身湘军，深知其中黑幕，对颜无辜受过十分同情，令其军中帮办。满郎中伊勒通阿“给全俸以养天年”，回老家去了。
最后，江苏候补道孙衣言，性情耿直，文笔老辣，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嫉恶如仇，言辞犀利，两人候补数年均未得实缺，十分落魄。
马新贻到任后知道了孙、袁二人的才干，点名保奏要孙、袁到督府任职，成为马新贻的左右手，号称马新贻的一支笔、一张嘴。
马新贻死后，孙衣言应邀为其撰写《神道碑铭》，慷慨激昂，直书胸臆：“…..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结，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奋其愚憨为公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
此文一出，震惊朝野，舆论大哗，就连慈禧太后也明白其中大有隐情。然而，清廷不会为了一个死去的人，甘冒激变地方势力、动摇大清江山的风险。斯人已经做古。就让他去吧。
慈禧在此事之后也仰天长叹，这件事也造成了事后李鸿章的崛起，她知道，曾国藩和湘军是不能再用了……
话说马新贻此人也很奇怪，人家都说他“薄绩高官”就是说他没有多少政绩却当了一方要员，这倒是一句实话，就连马新贻自己对此也是战战兢兢。不过他的主要政绩是到了两江总督的位子上才有的，这也是让朝廷对他比较满意的地方。
历史上对马新贻的评价比较客观，马新贻，字谷山，号燕门，别号铁舫，回族，山东菏泽东北五十里马海村人，生于1821年（清道光元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先任安徽建平（今郎溪）县知县，再任合肥县知县，庐州府知府，升任安徽按察使（俗称臬台），再升安徽布政使（俗称藩台），后升浙江巡抚（俗称抚台），成为一省行政长官。
同治六年（1867年）升任闽浙总督（俗称制台、制军），成为节制浙江、福建两省军政的方面大员，同治七（1868年）年，改任两江总督，节制安徽、江苏、江西三省军政事务，并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虚衔），官居一品。
同治九年七月廿六日（1870年8月22日）在督府侧门被张汶祥以利刃刺入右胁，次日陨命。在历史上，马新贻还算是有一点儿政绩的，在任上废除了一些无名之费扰民陋规，惩治湘军游勇，打击海盗，兴修水利等。
太平天国在南方纵~横十余年，积累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大部分囤积在天京。湘军攻破天京，这些金银财宝被湘军抢掠一空，自曾国荃以下，人人发了大财，回乡买田宅，置产业，国人侧目。
清政府令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查报太平天国留下的金银财宝，曾国藩上奏说，破天京时，天王府一场大火烧得片瓦无存，没有留下什么财宝。对此清廷心存疑虑，很想查清，又不敢得罪湘军集团，处于两难境地。
马新贻是文官出身，不懂军务，但以做事精明干练著称。清廷把曾国藩从两江总督任上调开，去任直隶总督，远离他的老窝，换马新贻任两江总督，去一方之霸，安排一个忠介文官，这恐怕是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的一手高招。
慈禧太后用马新贻为两江总督，有没有令其查证曾氏兄弟及湘军集团之劣迹、追查太平天国金银财宝下落的密旨呢？对这个问题，纵然没有找到确切证据，但也有蛛丝马迹可寻。
这其中，马新贻实授闽浙总督，在进京陛见请训时，曾先后十余次被召见，最后一次是慈禧太后在养心殿住处召见。
召见后马新贻退出来，时值六月，马新贻大汗淋漓，朝服都被浸湿，满面惊恐。据马新贻的后人说，慈禧太后授以密旨，要其密查太平天国金银财宝下落。马新贻深知此事极为重大，极为凶险，故此失态。
按说方面大员第一次进京陛见，理应到处拜见高官、京官，疲于应酬。可是马新贻在最后一次召见后匆匆离京，回乡祭祖去了，这是有违常理的，除有重大事务，不会这样行事。
马新贻离京回乡时，清廷尚未发出其改任两江总督的上谕，马新贻显然已经知道他要改任两江总督的信息，因为作为闽浙总督是没办法查的。
据马新贻的后人说，马新贻回乡祭祖假满启程前，将其两位兄长招到秘室，反复叮嘱：“我此行吉凶难料，万一有不测，你们万万不得赴京告状，忍气吞声，方可自保。”两兄闻言惊恐万状，也不敢向家人透露半分。
再有，马新贻任两江总督两年，干了许多实事，可能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暗中查湘军的的账目，这可是触怒了很多人，但如何查的案，无据可查。
其间清廷大裁军，湘军被迫裁军数万，裁下的湘军官兵并未回湘，原在湘军中“哥佬会”大行，裁下后就变成了地方上的黑势力，与湘军、官府勾结，无恶不作，给社会带来不稳。马新贻镇~压了一批地方黑势力，打击了湘军的“地方别动队”。
同治九年七月廿六日（1870年8月22日），马新贻例行阅军，在督府右箭道检阅射箭。阅毕，走侧门步行回督府。前有数名巡捕开道，后有武弁、兵丁簇拥，而刺客马汶祥从旁边突然冲出，直扑马新贻。
马新贻右胁中刀，即倒下，被迅速抬入督府，次日伤重不治。张汶祥刺马后并未趁乱逃走，即被拿下。
张汶祥口中不停地叫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来有去。”“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而张文祥喊的这几句话，明显让人摸不清头脑，相互之间也没有关联，唯独那句“有来有去”到让人浮想联翩，社会上的传言也是以从此而来。
马新贻被刺，几天后清廷发出上谕：“亟须严行讯究，即箸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得确情，尽法严办。”
江宁将军魁玉会同藩台梅启照等人审讯刺客张汶祥。几天后，又加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参与审讯。
此数人借口案情重大，拖拉时日，也不对刺客用刑，借口是：“案情重大，徒事刑求，倘未正典刑而庾死，谁任其咎？”
最后魁玉、张之万上奏说：“张汶祥矢口不移其供，只是因私对马心怀愤恨，为同伙报仇，为自己泄愤，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并以此拟定罪名结案。
这里面明显有敷衍之相，魁玉和梅启照久在江宁，甚至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但张之万是漕运总督，这可是一个在肥缺之上干了多年的老官油子，又岂会轻易的在别人的地盘上触人家的霉头？
而清廷也并不相信魁玉、张之万的“拟定罪名”，即谕令曾国藩火速回任两江总督，并加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大臣，携带刑部两名郎中（即满人郎中伊勒通阿、汉人郎中颜士璋）即刻赴江宁复审。
曾国藩接旨后深感为难，此事他事都想撇清的老狐狸坚辞再任两江总督，并上奏以病体请求开缺养病。清廷不予批准，谕令尽快赴任，但曾国藩迟迟不动，拖延近三个月才到江宁接任。
其实曾国藩心里很清楚，清廷似乎已经觉察到这个案件中曾国荃在里面起的作用，但此人与曾国藩不同，要想压服他可不容易，深思熟虑之后，慈禧也只能使用曾国藩来压制那些湘军旧部以及曾国荃。
而郑敦谨是刑部主官，素来有“铁面无私”的称号。他受命时正值隆冬季节，大雪阻隔，车马不能行，郑即与两个郎中徒步踏雪而行，赶赴江宁，行程四十一天，大年初一方到江宁，第二天就关门审案。
郑的本意也想查个水落石出，也不枉其“铁面无私”的称号。审了几日，张汶祥并不改口，曾国藩坐在一旁只听不言。郑敦谨满腹疑惑，私下问曾有何看法，曾国藩淡淡地说：“看来只好照魁、张原奏之法奏结此案。”
郑敦谨听后恍然顿悟，明白此案是不能再深究了。于是即按魁、张原奏之法奏结，仍按原拟罪名定案。
参审的江苏候补道孙衣言、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对此极为不满，当面质问郑敦谨，郑说：“万一审出是某某人主使，某某军队是后台，此案如何了局？”结案奏章须所有参审人员一一“书诺”（即认可并愿意负责），孙衣言、袁保庆坚决不“书诺”。
结案奏章以四百里加急进京，未等圣旨下达，郑敦谨即携两个郎中离开江宁。曾国藩依例奉上“程仪”，郑分文未取，两个郎中各受纹银500两。
行至清江，郑敦谨打发两个郎中回京交旨，自己写奏折称病不能任职，请求开缺。清廷不允，给假两个月养病。
郑敦谨自行弃官回乡，终生不再为官。郑青天何尝不知道其中的厉害，但做了违心之事也让他心中惭愧，永不致仕也是一种心中愧疚的表现。
刑部两个郎中回京后不久就悄然离京，汉郎中颜士璋被放兰州知府然而并无实缺，贫困潦倒，西北大帅左宗棠出身湘军，深知其中黑幕，对颜无辜受过十分同情，令其军中帮办。满郎中伊勒通阿“给全俸以养天年”，回老家去了。
最后，江苏候补道孙衣言，性情耿直，文笔老辣，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嫉恶如仇，言辞犀利，两人候补数年均未得实缺，十分落魄。
马新贻到任后知道了孙、袁二人的才干，点名保奏要孙、袁到督府任职，成为马新贻的左右手，号称马新贻的一支笔、一张嘴。
马新贻死后，孙衣言应邀为其撰写《神道碑铭》，慷慨激昂，直书胸臆：“…..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结，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奋其愚憨为公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
此文一出，震惊朝野，舆论大哗，就连慈禧太后也明白其中大有隐情。然而，清廷不会为了一个死去的人，甘冒激变地方势力、动摇大清江山的风险。斯人已经做古。就让他去吧。
慈禧在此事之后也仰天长叹，这件事也造成了事后李鸿章的崛起，她知道，曾国藩和湘军是不能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