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麻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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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碧城说到后来的时候，有些愤然了，仿佛她在恨着陈深。陶大春笑了笑说，我明白了。你保重。陶大春打开了门，穿着他宽大的黑色风衣走了出去。他没有带上门，任由着一股风潦草而凌乱地蹿进来，让那煮水的炭炉燃得更旺了。徐碧城坐在炭炉边一动不动，她想，有时候不如做一颗炭，被火烧化了，就什么也找不到了。
第三天。陶大春的飓风队在兰桂戏院截杀了毕忠良。那天陶大春带的人很多，在临时开会的时候，陶大春把毕忠良的照片扔在了桌子上。执行任务的飓风队员们一个个轮流传看着照片，都默记了一分钟毕忠良的特征。陶大春下达命令以后，多加了一句话，就算死多少兄弟，也要把这个人在今天晚上除掉。
那天陶大春安排的人中，有外围拦截的，有买了票进入戏院直接刺杀的，总之陶大春织的是一张网。毕忠良在落座后戏还没开场就惊觉了，在几个人的护卫下，他去了厕所。但是他没有从厕所出来，而是翻窗从戏院后门逃了。后门本来是堵死的，所以陶大春在后门根本就没有安排人手。但是毕忠良却在后门停着车，他迅速地拉开了车门，并且发动了汽车。这时候他觉得头皮有些发麻，他想是不是又要下雨了，一抬头看到雨点果然争先恐后地落在了车窗玻璃上。这时候戏院内传来了枪声，毕忠良笑了，他知道等不及的军统的人，已经向他的手下下手了。
毕忠良开着车子缓慢前行。多年的枪口刀锋上讨生活的生涯让他变得从容而冷静，他的脸上甚至绽开着油菜花一样的微笑。长长的完全被雨淋湿的弄堂没有一个行人，看上去这条弄堂显得无比漫长，仿佛通向的是一个未知幽深的世界。一个撑着伞穿着旗袍挎着小包的女人出现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她走得十分缓慢而有韵致，很像是大户人家的女人。女人在和毕忠良的车子交错而过时，突然掏出一个瓶子扔进了毕忠良车子的驾驶室。汽车开出没几步就炸了，一声炸响以后，车子只是摇晃了一下，连窗玻璃也没有震碎。旗袍女人像是一个突然出现的女鬼一样，在长长的弄堂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会儿，汽车又向前开动了……这次行动牺牲了三名飓风队的人。这是陶大春和徐碧城说的。那个穿旗袍的女人，无疑就是徐碧城。
在徐碧城的房间里，陶大春说，毕忠良跑了。徐碧城说，跑不了，你就等着看报纸新闻吧。陶大春说，为什么跑不了。
徐碧城说，我自己配了个小炸药。陶大春：能炸死他吗？
徐碧城说，炸不死他。但是瓶子里的碎铁片浸过砒霜和苍耳子。他不死也得死。
那个乍暖还寒的夜晚，陶大春一直在徐碧城的房间里坐了很久。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些不太舍得离开。尽管他们的话并不多，炭炉还是那只炭炉，茶水还是那盅茶水，人还是那个人，但是他却对着这一切有着无比的眷恋。陶大春忽然长长地舒了口气，他是一个有革命理想的人，当年加入飓风队的时候就宣过誓，为党国和理想献身。现在他一点也不愿献身，他觉得如果献身了，怎么看徐碧城泡茶和喝茶。
陶大春离开的时候已经是午夜，屋外只有一盏走廊灯发出昏黄的光。风已经有了暖意，仿佛一只从远处伸过来的女人的手，把你拉到了春天的怀里。陶大春骨头变得松软起来，他大步地迎着风走了出去，他说，春天来了。
黑暗中远处的远处，传来一只猫叫春的声音。但在徐碧城听来，那是一种难听而凄厉的声音。她举起杯缓慢地喝下一口茶后说，陈深，安息。
本章尾声
1949年春。逃往台湾的船票已经涨到了每张船票11两黄金，等于是一大一小两条黄鱼。警察局长毛森开始杀人，提篮桥监狱里5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杀得只剩下28人。汤恩伯总司令驻守着上海，司令部里每天都在烧文件和转移物资。但是，黄浦江和苏州河的水还在流着，歌舞升平必须继续。
米高梅舞厅。一名围着红色围巾的中年男人和一名年轻的女孩在接头。女孩叫春羊，她的代号叫布谷鸟。
中年男人说，你真年轻，你不怕死吗？春羊说，不怕死，可我怕黑。中年男人说，天就快亮了。我该叫你叔叔，还是叫你哥哥。叫我同志。
中年男人把一张麻将牌放在桌面上，那是一张“一索”，看上去是一只鸟的形状：我的代号是麻雀。
春羊说，麻雀不是早就牺牲了吗？中年男人笑了：是的，可我在为她活下去。她有两个代号，她的另一个代号叫宰相。以后我会一直用麻雀这个代号。春羊说，用到什么时候？中年男人说，要么是牺牲的时候，要么是天亮的时候。
借着舞厅的灯光，春羊看到中年男人的脸上全是密布的坑坑洼洼的疤痕，看上去一脸的沧桑。
我丈夫一个月前也牺牲了，他是浙东四明山游击队的。春羊喝着茶水，低垂着眼帘说。这很正常。我全家也差不多没了，但幸好还有李东水同志。李东水是谁？
我儿子，他的小名叫皮皮。中年男人说，我很想带你去看看我的嫂子。我的那个兄弟已经不在了，但她还是我嫂子，她一直生病，她有哮喘，她长得很像我死去的姐姐。她一直想给我做媒，她叫刘兰芝。
中年男人看到舞厅中有一些人涌进来，人群突然乱了起来。保密局上海特派员徐碧城带着陶大春等人冲了进来。
春羊紧张起来。中年男人压住了春羊的手，眯起眼睛微笑着说，布谷鸟同志，你看着我。你不要去看他们。你有尾巴，你的麻烦已经来了。
春羊看着中年男人眼角的微笑，稍稍镇定了下来：怎么办？中年男人说，我认识这两个人，你不要怕。带武器了吗？没有。
如果走不掉，那边楼梯口有个电闸，你撞上去就行。春羊紧咬着嘴唇坚定地点了一下头。中年男人笑了：我想请你跳个舞，这是工作。
《夜上海》的歌响了起来。中年男人说，知道吗，这是周璇唱过的歌。有一个明星公司的女演员，特别喜欢周璇的歌。
中年男人是陈深，他的微笑中，眼泪流了下来。这时候，距离解放上海的炮声，已经越来越近。
我愿意是一只麻雀
——《麻雀》创作谈
1.1986年我已经初中毕业了。热气腾腾的冬天，我手持一杆汽枪，穿着从村里退伍军人蔡建昌那儿买来的旧军装，像侦察兵一样出现在一棵棵掉光了树叶的树边。成群的麻雀装出不怕冷的样子，在天空中像一粒粒横飞的子弹，最后落在颤悠悠的树枝上。我举起汽枪瞄准，铅弹无力地穿透寒冷的空气，击落麻雀。一只麻雀落地的同时，总会有一群麻雀惊惶地逃离一棵萧瑟的树。1986年冬天，多么萧瑟的少年在多么萧瑟的光景里滥杀无辜。
2.有一阵子，我开始对上海着迷。上海是一座和杭州太近的城市，在1980年代，有好多年的暑假我在上海度过。我生活在上海杨树浦区龙江路75弄12号，那个地域的人们来自四面八方。有绍兴、宁波，大部分来自江苏北部。我能听懂上海话，也可以用上海话和当地人进行简单的对话。多年以后我才发现，我所了解的烟火生活，只是上海特别浅表的一面。我经常骑自行车穿过外白渡桥，然后让自己站在外滩边上，像是去视察一样，呆呆地看那些江面上轮船。那些运货的驳船，像一条接一条的带鱼一样，用力地发出柴油机的声音，穿过苏州河。1949年，黄浦江面上的轮船曾经穿过浓重的雾，疯狂地往台湾运送大批财物。在许多的那个年代留下的资料里，我突然发现上海应该有一些别的名字，比如歌舞升平，比如恩怨情仇。我觉得我应该喜欢《上海滩》的歌词，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3.浪奔浪流里，我发现了一个特殊的时期，就是汪伪政权时期。那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年代，是一个漂浮着的年代，也是上海的“孤岛”时期。这个年代和我现在身处的焦虑的时代，略有相同之处。尽管日军已经完全掌控了这座城市，但是沦陷后的上海仍然有着她沧桑的美丽。精致的呢子大衣，旋转的舞厅，高档的咖啡馆，如此等等，有人的地方就有欢娱。我觉得那时候的人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场电影。那时候的麻雀也是，它栖在屋檐上的时候，一定望着这座苍桑而繁华的城市百感交集。
4.所以虚构了《麻雀》，是因为觉得男主角陈深，像一只文雅的麻雀。他已经有点儿老了，至少他的年龄在迅速地向中年靠拢。中年总是一个不再生猛的年龄，像温开水一样的年龄。陈深和成千上万的人在那个热血的年代里，无比忠诚，具有信仰，敢爱，爱得从容；敢死，死得从容。种种真实的比影视剧更精彩的资料，让我一点也不怀疑那个时代的革命。我也愿意是一只麻雀，和所有热血沸腾的年轻的麻雀一样，组成成群结队的青春。它们在上海的空中低空飞行，铺天盖地，最后热闹而孤独地老去。
5.我真愿意是一只有温度的麻雀。
徐碧城说到后来的时候，有些愤然了，仿佛她在恨着陈深。陶大春笑了笑说，我明白了。你保重。陶大春打开了门，穿着他宽大的黑色风衣走了出去。他没有带上门，任由着一股风潦草而凌乱地蹿进来，让那煮水的炭炉燃得更旺了。徐碧城坐在炭炉边一动不动，她想，有时候不如做一颗炭，被火烧化了，就什么也找不到了。
第三天。陶大春的飓风队在兰桂戏院截杀了毕忠良。那天陶大春带的人很多，在临时开会的时候，陶大春把毕忠良的照片扔在了桌子上。执行任务的飓风队员们一个个轮流传看着照片，都默记了一分钟毕忠良的特征。陶大春下达命令以后，多加了一句话，就算死多少兄弟，也要把这个人在今天晚上除掉。
那天陶大春安排的人中，有外围拦截的，有买了票进入戏院直接刺杀的，总之陶大春织的是一张网。毕忠良在落座后戏还没开场就惊觉了，在几个人的护卫下，他去了厕所。但是他没有从厕所出来，而是翻窗从戏院后门逃了。后门本来是堵死的，所以陶大春在后门根本就没有安排人手。但是毕忠良却在后门停着车，他迅速地拉开了车门，并且发动了汽车。这时候他觉得头皮有些发麻，他想是不是又要下雨了，一抬头看到雨点果然争先恐后地落在了车窗玻璃上。这时候戏院内传来了枪声，毕忠良笑了，他知道等不及的军统的人，已经向他的手下下手了。
毕忠良开着车子缓慢前行。多年的枪口刀锋上讨生活的生涯让他变得从容而冷静，他的脸上甚至绽开着油菜花一样的微笑。长长的完全被雨淋湿的弄堂没有一个行人，看上去这条弄堂显得无比漫长，仿佛通向的是一个未知幽深的世界。一个撑着伞穿着旗袍挎着小包的女人出现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她走得十分缓慢而有韵致，很像是大户人家的女人。女人在和毕忠良的车子交错而过时，突然掏出一个瓶子扔进了毕忠良车子的驾驶室。汽车开出没几步就炸了，一声炸响以后，车子只是摇晃了一下，连窗玻璃也没有震碎。旗袍女人像是一个突然出现的女鬼一样，在长长的弄堂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会儿，汽车又向前开动了……这次行动牺牲了三名飓风队的人。这是陶大春和徐碧城说的。那个穿旗袍的女人，无疑就是徐碧城。
在徐碧城的房间里，陶大春说，毕忠良跑了。徐碧城说，跑不了，你就等着看报纸新闻吧。陶大春说，为什么跑不了。
徐碧城说，我自己配了个小炸药。陶大春：能炸死他吗？
徐碧城说，炸不死他。但是瓶子里的碎铁片浸过砒霜和苍耳子。他不死也得死。
那个乍暖还寒的夜晚，陶大春一直在徐碧城的房间里坐了很久。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些不太舍得离开。尽管他们的话并不多，炭炉还是那只炭炉，茶水还是那盅茶水，人还是那个人，但是他却对着这一切有着无比的眷恋。陶大春忽然长长地舒了口气，他是一个有革命理想的人，当年加入飓风队的时候就宣过誓，为党国和理想献身。现在他一点也不愿献身，他觉得如果献身了，怎么看徐碧城泡茶和喝茶。
陶大春离开的时候已经是午夜，屋外只有一盏走廊灯发出昏黄的光。风已经有了暖意，仿佛一只从远处伸过来的女人的手，把你拉到了春天的怀里。陶大春骨头变得松软起来，他大步地迎着风走了出去，他说，春天来了。
黑暗中远处的远处，传来一只猫叫春的声音。但在徐碧城听来，那是一种难听而凄厉的声音。她举起杯缓慢地喝下一口茶后说，陈深，安息。
本章尾声
1949年春。逃往台湾的船票已经涨到了每张船票11两黄金，等于是一大一小两条黄鱼。警察局长毛森开始杀人，提篮桥监狱里5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杀得只剩下28人。汤恩伯总司令驻守着上海，司令部里每天都在烧文件和转移物资。但是，黄浦江和苏州河的水还在流着，歌舞升平必须继续。
米高梅舞厅。一名围着红色围巾的中年男人和一名年轻的女孩在接头。女孩叫春羊，她的代号叫布谷鸟。
中年男人说，你真年轻，你不怕死吗？春羊说，不怕死，可我怕黑。中年男人说，天就快亮了。我该叫你叔叔，还是叫你哥哥。叫我同志。
中年男人把一张麻将牌放在桌面上，那是一张“一索”，看上去是一只鸟的形状：我的代号是麻雀。
春羊说，麻雀不是早就牺牲了吗？中年男人笑了：是的，可我在为她活下去。她有两个代号，她的另一个代号叫宰相。以后我会一直用麻雀这个代号。春羊说，用到什么时候？中年男人说，要么是牺牲的时候，要么是天亮的时候。
借着舞厅的灯光，春羊看到中年男人的脸上全是密布的坑坑洼洼的疤痕，看上去一脸的沧桑。
我丈夫一个月前也牺牲了，他是浙东四明山游击队的。春羊喝着茶水，低垂着眼帘说。这很正常。我全家也差不多没了，但幸好还有李东水同志。李东水是谁？
我儿子，他的小名叫皮皮。中年男人说，我很想带你去看看我的嫂子。我的那个兄弟已经不在了，但她还是我嫂子，她一直生病，她有哮喘，她长得很像我死去的姐姐。她一直想给我做媒，她叫刘兰芝。
中年男人看到舞厅中有一些人涌进来，人群突然乱了起来。保密局上海特派员徐碧城带着陶大春等人冲了进来。
春羊紧张起来。中年男人压住了春羊的手，眯起眼睛微笑着说，布谷鸟同志，你看着我。你不要去看他们。你有尾巴，你的麻烦已经来了。
春羊看着中年男人眼角的微笑，稍稍镇定了下来：怎么办？中年男人说，我认识这两个人，你不要怕。带武器了吗？没有。
如果走不掉，那边楼梯口有个电闸，你撞上去就行。春羊紧咬着嘴唇坚定地点了一下头。中年男人笑了：我想请你跳个舞，这是工作。
《夜上海》的歌响了起来。中年男人说，知道吗，这是周璇唱过的歌。有一个明星公司的女演员，特别喜欢周璇的歌。
中年男人是陈深，他的微笑中，眼泪流了下来。这时候，距离解放上海的炮声，已经越来越近。
我愿意是一只麻雀
——《麻雀》创作谈
1.1986年我已经初中毕业了。热气腾腾的冬天，我手持一杆汽枪，穿着从村里退伍军人蔡建昌那儿买来的旧军装，像侦察兵一样出现在一棵棵掉光了树叶的树边。成群的麻雀装出不怕冷的样子，在天空中像一粒粒横飞的子弹，最后落在颤悠悠的树枝上。我举起汽枪瞄准，铅弹无力地穿透寒冷的空气，击落麻雀。一只麻雀落地的同时，总会有一群麻雀惊惶地逃离一棵萧瑟的树。1986年冬天，多么萧瑟的少年在多么萧瑟的光景里滥杀无辜。
2.有一阵子，我开始对上海着迷。上海是一座和杭州太近的城市，在1980年代，有好多年的暑假我在上海度过。我生活在上海杨树浦区龙江路75弄12号，那个地域的人们来自四面八方。有绍兴、宁波，大部分来自江苏北部。我能听懂上海话，也可以用上海话和当地人进行简单的对话。多年以后我才发现，我所了解的烟火生活，只是上海特别浅表的一面。我经常骑自行车穿过外白渡桥，然后让自己站在外滩边上，像是去视察一样，呆呆地看那些江面上轮船。那些运货的驳船，像一条接一条的带鱼一样，用力地发出柴油机的声音，穿过苏州河。1949年，黄浦江面上的轮船曾经穿过浓重的雾，疯狂地往台湾运送大批财物。在许多的那个年代留下的资料里，我突然发现上海应该有一些别的名字，比如歌舞升平，比如恩怨情仇。我觉得我应该喜欢《上海滩》的歌词，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3.浪奔浪流里，我发现了一个特殊的时期，就是汪伪政权时期。那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年代，是一个漂浮着的年代，也是上海的“孤岛”时期。这个年代和我现在身处的焦虑的时代，略有相同之处。尽管日军已经完全掌控了这座城市，但是沦陷后的上海仍然有着她沧桑的美丽。精致的呢子大衣，旋转的舞厅，高档的咖啡馆，如此等等，有人的地方就有欢娱。我觉得那时候的人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场电影。那时候的麻雀也是，它栖在屋檐上的时候，一定望着这座苍桑而繁华的城市百感交集。
4.所以虚构了《麻雀》，是因为觉得男主角陈深，像一只文雅的麻雀。他已经有点儿老了，至少他的年龄在迅速地向中年靠拢。中年总是一个不再生猛的年龄，像温开水一样的年龄。陈深和成千上万的人在那个热血的年代里，无比忠诚，具有信仰，敢爱，爱得从容；敢死，死得从容。种种真实的比影视剧更精彩的资料，让我一点也不怀疑那个时代的革命。我也愿意是一只麻雀，和所有热血沸腾的年轻的麻雀一样，组成成群结队的青春。它们在上海的空中低空飞行，铺天盖地，最后热闹而孤独地老去。
5.我真愿意是一只有温度的麻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