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百三十一章 良心学者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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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从美国回来。”
社科院的一间办公室里,教授高磊态度矜持地对面前的两名外国记者说道。
已经60岁的高磊精神健旺,衣冠楚楚,油亮的头发夹杂着一些银丝,却正显出一副学术精英的派头。
80年代中期,高磊因为提出国际大协作理论而名噪一时,后来这一理论受到学术界和商界的一致质疑,认为把一个十多亿人口大国的经济完全嫁接在世界经济链条上,不仅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安全,世界经济也无法承载。再往后,中央一些领导人在内部谈话中对这一理论提出了批评,高磊因之而陷入了长达近十年的沉寂期。
在这段时间里,高磊在社科院的位置并没有受到影响,他的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依然能够顺利进行。鉴于在国内很难找到发声的机会,高磊开始寻求在国际刊物和国际会议上发表观点,并逐渐受到关注,达到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效果。
到90年代后期,高磊在国际学术界已经闯下了偌大的名声,国外的多个机构给他授予了一系列的头衔,诸如什么“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百人提名”、“芝加哥大学年度10大思想家”、“克莱登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等等。
头衔有了,研究经费也随之而来。欧美的若干个学术基金会争相向他提供研究基金,帮助他在中国开展学术研究。在其他学者苦哈哈地为着国内几万块钱的社科基金穷经皓首的时候,高磊账上的美元已经多到花不出去的地步。
在中国的学术机构里,头衔和经费都是硬通货,尤其是你得到的头衔还是国外授予的,那又比国内的什么荣誉含金量要高得多。许多研究机构都希望高磊能够到他们那里去挂个名字,这样他们就可以声称自己的机构里拥有什么样级别的学者。几十所国内高校给高磊发了聘书,聘请他担任客座教授,每年只需要去开一次讲座,就能够获得数万元的客座教授津贴。
高磊的博士生名额也成了香饽饽,因为读高磊的博士能够拿到从他课题经费里发放的高额津贴,能够有出国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机票全都是国外基金会赞助的。参加学术会议的次数多了,你就能够结识国外的学术大咖,届时想申请到国外去做个访问学者或者博士后之类的,也会更加容易。
总而言之,今天的高磊已经远非昨日可比。20年前的高磊虽然在国内也算是风云人物,但总脱不了一股土鳖气息,说话做事还得小心翼翼,避免和国家政策相违背。而到今天,高磊已经涅槃重生,进化为一名国际学者,张嘴闭嘴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观,中国的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土得掉渣,需要狠狠地进行鞭挞才行……
“我在美国出席了由加州大学主办的新制度经济学年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我的最新研究成果。我认为,中国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尽管我国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了建设市场经济的口号,但时至今日,我们国家的制度依然是管制经济制度,政府在经济中扮演了过于重要的角色,束缚了经济发展。许多政府官员,包括一些位置很高的官员,都误以为技术能够决定一切,而忽略了制度才是技术发展和创新的基本条件。”
高磊操着流利的英语,向两位欧洲记者侃侃而谈。
“高教授,你说中国的制度依然是管制经济制度,你能给我们举几个比较近的例子吗?”一位名叫康茨的记者问道。
“这样的例子很多。”高磊说,“就拿最近中国发改委推出的首台套重大装备促进政策来说,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计划经济的产物。”
“我们也听说了这个政策,但对于政策的细节并不了解。请问高教授,你亲自参加过这个政策的制订吗?”另一位名叫伯恩斯坦的记者问道。
高磊说:“我没有直接参与这个政策的制订,因为我从一开始对于这样的政策就是持否定态度的。国家财险公司为了显示决策民主,专门派人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提出了十点质疑,认为这个政策完全是有悖市场经济原则的,也违反了中国加入世贸协定时候的承诺,这样的政策一旦出台,将会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倒退十年以上,并使中国的入世成果化为乌有。”
呃……,咱们能不能不要这么夸张啊?两名记者都有些受不了了,危言耸听明明是我们记者的看家本事好不好,你这样说话,算是戗行了。
康茨和伯恩斯坦是通过欧洲的一个基金会与高磊联系上的,名义上是一次普通的采访,但实际上却是希望高磊对首台套政策提出批评,这样欧洲媒体就可以用中国人自己的观点来质疑中国政府的政策,从而达到向中国政府施压的效果。关于这一个采访目的,基金会在与高磊联系的时候就已经明确说过了,现在高磊与记者的问答,一定程度上属于按照剧本在演戏。
高磊在无数个学术场合里都声称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是所谓“独立学者”,自己的学术观点不会受政府的左右。这个标签让他在新兴的互联网世界里得到了广泛的赞誉,有无数以“公民”二字作为头像的网民成为他的拥趸,他随便发一条博客,就能够赢得数十万的点击以及数以千计的转发。
但自家人知道自家事,高磊很清楚,自己的“独立”只是相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的,对于国外的金主,他绝对不敢独立,而是必须照着金主的吩咐去说话做事,否则人家能够给予他一切,也能够收回他的一切。
国际基金会左右学者的思想,当然不是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而是在基金申请的时候巧妙地给予一定的暗示。比如说,你的学术观点认为太阳是圆的,那么基金会就会把你拒之门外,反之,如果你认为太阳是方的,就能够轻易地赢得基金会的青睐。有了钱,你就能够广收门徒,能够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重复太阳是方的这一观点。
当一个学术圈子里有越来越多的人说太阳是方的,那么“日圆派”就会被嘲笑为落伍,优秀的学生也不会投奔他的门下。而“日方派”则会蒸蒸日上,直到学者自己都相信太阳的确是方的,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不过是幻觉而已。
高磊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都是在国内完成的,而且是在80年代前期,学的是很正统的苏式政治经济学,所以他最初是信奉计划经济理论的。他提出国际大协作理论,也并没有脱离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强调的是由国家引导产业与国际接轨,形成国际合作链条,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高磊并未否定。
在自己的理论遭到批评之后,高磊尝试着转向了西方学说。此时正值西方经济学界提出“回归斯密”的口号,即回到亚当斯密所鼓吹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中,拒绝一切政府干预。高磊写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果然得到西方学者的好评。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发不可收拾,全身心地投入到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中去。当然,说是研究,其实主要也是拾西方学者的牙慧,然后再结合一些中国的事情来加以发挥。
西方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事情不了解,所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文章往往容易受到关注。你在文章里说中国只有30万人喝得起可乐,西方人便觉得终于发现了一个有良知的学者,居然揭露了这样的真相,如果不是他揭露,大家还以为中国人真的能吃得饱饭呢。
高磊通过写这样的文章出了名,得了利,慢慢地便把自己写的文章也当成了真实,在各种场合卖弄。他的一些演讲被人录成文字,在网络上传播,每每被冠以“总算有人说真话了”、“你不可不知的中国秘密”、“是中国人就转”之类的标题,加上他的教授身份,总能让一些人信以为真。
有些学者认真研究了高磊的成功秘诀,发现只要敢于胡说八道,在今天的世界上就能够扬名立万,于是也纷纷效仿,一个比一个说得更邪乎。高磊有时候也会看看这些学者发的文章,当发现其他学者的观点也与他一致的时候,他就更加相信,自己说的都是真的……
这就叫庄周梦蝶,梦来梦去,他已经弄不清自己到底是庄周,还是蝴蝶。
刚才高磊对两位西方记者说首台套政策的推出,是改革的巨大倒退,他还真不是故意要夸大其辞,而是内心就是这样想的。这些年,他已经习惯于从任何一点蛛丝马迹中“发现”改革倒退的迹象,而且每一次都必然是巨大倒退,稍不留神就会全面崩溃。他写了许多文章预言即将到来的危机,虽然每一次都没有应验,但这并不妨碍无数人称他是“最清醒的经济学家”。
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时代,傻子太多,骗子都不够用了。
“我刚从美国回来。”
社科院的一间办公室里,教授高磊态度矜持地对面前的两名外国记者说道。
已经60岁的高磊精神健旺,衣冠楚楚,油亮的头发夹杂着一些银丝,却正显出一副学术精英的派头。
80年代中期,高磊因为提出国际大协作理论而名噪一时,后来这一理论受到学术界和商界的一致质疑,认为把一个十多亿人口大国的经济完全嫁接在世界经济链条上,不仅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安全,世界经济也无法承载。再往后,中央一些领导人在内部谈话中对这一理论提出了批评,高磊因之而陷入了长达近十年的沉寂期。
在这段时间里,高磊在社科院的位置并没有受到影响,他的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依然能够顺利进行。鉴于在国内很难找到发声的机会,高磊开始寻求在国际刊物和国际会议上发表观点,并逐渐受到关注,达到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效果。
到90年代后期,高磊在国际学术界已经闯下了偌大的名声,国外的多个机构给他授予了一系列的头衔,诸如什么“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百人提名”、“芝加哥大学年度10大思想家”、“克莱登大学终身荣誉教授”等等。
头衔有了,研究经费也随之而来。欧美的若干个学术基金会争相向他提供研究基金,帮助他在中国开展学术研究。在其他学者苦哈哈地为着国内几万块钱的社科基金穷经皓首的时候,高磊账上的美元已经多到花不出去的地步。
在中国的学术机构里,头衔和经费都是硬通货,尤其是你得到的头衔还是国外授予的,那又比国内的什么荣誉含金量要高得多。许多研究机构都希望高磊能够到他们那里去挂个名字,这样他们就可以声称自己的机构里拥有什么样级别的学者。几十所国内高校给高磊发了聘书,聘请他担任客座教授,每年只需要去开一次讲座,就能够获得数万元的客座教授津贴。
高磊的博士生名额也成了香饽饽,因为读高磊的博士能够拿到从他课题经费里发放的高额津贴,能够有出国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机票全都是国外基金会赞助的。参加学术会议的次数多了,你就能够结识国外的学术大咖,届时想申请到国外去做个访问学者或者博士后之类的,也会更加容易。
总而言之,今天的高磊已经远非昨日可比。20年前的高磊虽然在国内也算是风云人物,但总脱不了一股土鳖气息,说话做事还得小心翼翼,避免和国家政策相违背。而到今天,高磊已经涅槃重生,进化为一名国际学者,张嘴闭嘴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观,中国的一切对于他来说,都是土得掉渣,需要狠狠地进行鞭挞才行……
“我在美国出席了由加州大学主办的新制度经济学年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我的最新研究成果。我认为,中国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尽管我国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了建设市场经济的口号,但时至今日,我们国家的制度依然是管制经济制度,政府在经济中扮演了过于重要的角色,束缚了经济发展。许多政府官员,包括一些位置很高的官员,都误以为技术能够决定一切,而忽略了制度才是技术发展和创新的基本条件。”
高磊操着流利的英语,向两位欧洲记者侃侃而谈。
“高教授,你说中国的制度依然是管制经济制度,你能给我们举几个比较近的例子吗?”一位名叫康茨的记者问道。
“这样的例子很多。”高磊说,“就拿最近中国发改委推出的首台套重大装备促进政策来说,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计划经济的产物。”
“我们也听说了这个政策,但对于政策的细节并不了解。请问高教授,你亲自参加过这个政策的制订吗?”另一位名叫伯恩斯坦的记者问道。
高磊说:“我没有直接参与这个政策的制订,因为我从一开始对于这样的政策就是持否定态度的。国家财险公司为了显示决策民主,专门派人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提出了十点质疑,认为这个政策完全是有悖市场经济原则的,也违反了中国加入世贸协定时候的承诺,这样的政策一旦出台,将会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倒退十年以上,并使中国的入世成果化为乌有。”
呃……,咱们能不能不要这么夸张啊?两名记者都有些受不了了,危言耸听明明是我们记者的看家本事好不好,你这样说话,算是戗行了。
康茨和伯恩斯坦是通过欧洲的一个基金会与高磊联系上的,名义上是一次普通的采访,但实际上却是希望高磊对首台套政策提出批评,这样欧洲媒体就可以用中国人自己的观点来质疑中国政府的政策,从而达到向中国政府施压的效果。关于这一个采访目的,基金会在与高磊联系的时候就已经明确说过了,现在高磊与记者的问答,一定程度上属于按照剧本在演戏。
高磊在无数个学术场合里都声称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是所谓“独立学者”,自己的学术观点不会受政府的左右。这个标签让他在新兴的互联网世界里得到了广泛的赞誉,有无数以“公民”二字作为头像的网民成为他的拥趸,他随便发一条博客,就能够赢得数十万的点击以及数以千计的转发。
但自家人知道自家事,高磊很清楚,自己的“独立”只是相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的,对于国外的金主,他绝对不敢独立,而是必须照着金主的吩咐去说话做事,否则人家能够给予他一切,也能够收回他的一切。
国际基金会左右学者的思想,当然不是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而是在基金申请的时候巧妙地给予一定的暗示。比如说,你的学术观点认为太阳是圆的,那么基金会就会把你拒之门外,反之,如果你认为太阳是方的,就能够轻易地赢得基金会的青睐。有了钱,你就能够广收门徒,能够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重复太阳是方的这一观点。
当一个学术圈子里有越来越多的人说太阳是方的,那么“日圆派”就会被嘲笑为落伍,优秀的学生也不会投奔他的门下。而“日方派”则会蒸蒸日上,直到学者自己都相信太阳的确是方的,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不过是幻觉而已。
高磊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都是在国内完成的,而且是在80年代前期,学的是很正统的苏式政治经济学,所以他最初是信奉计划经济理论的。他提出国际大协作理论,也并没有脱离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强调的是由国家引导产业与国际接轨,形成国际合作链条,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高磊并未否定。
在自己的理论遭到批评之后,高磊尝试着转向了西方学说。此时正值西方经济学界提出“回归斯密”的口号,即回到亚当斯密所鼓吹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中,拒绝一切政府干预。高磊写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果然得到西方学者的好评。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发不可收拾,全身心地投入到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中去。当然,说是研究,其实主要也是拾西方学者的牙慧,然后再结合一些中国的事情来加以发挥。
西方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事情不了解,所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文章往往容易受到关注。你在文章里说中国只有30万人喝得起可乐,西方人便觉得终于发现了一个有良知的学者,居然揭露了这样的真相,如果不是他揭露,大家还以为中国人真的能吃得饱饭呢。
高磊通过写这样的文章出了名,得了利,慢慢地便把自己写的文章也当成了真实,在各种场合卖弄。他的一些演讲被人录成文字,在网络上传播,每每被冠以“总算有人说真话了”、“你不可不知的中国秘密”、“是中国人就转”之类的标题,加上他的教授身份,总能让一些人信以为真。
有些学者认真研究了高磊的成功秘诀,发现只要敢于胡说八道,在今天的世界上就能够扬名立万,于是也纷纷效仿,一个比一个说得更邪乎。高磊有时候也会看看这些学者发的文章,当发现其他学者的观点也与他一致的时候,他就更加相信,自己说的都是真的……
这就叫庄周梦蝶,梦来梦去,他已经弄不清自己到底是庄周,还是蝴蝶。
刚才高磊对两位西方记者说首台套政策的推出,是改革的巨大倒退,他还真不是故意要夸大其辞,而是内心就是这样想的。这些年,他已经习惯于从任何一点蛛丝马迹中“发现”改革倒退的迹象,而且每一次都必然是巨大倒退,稍不留神就会全面崩溃。他写了许多文章预言即将到来的危机,虽然每一次都没有应验,但这并不妨碍无数人称他是“最清醒的经济学家”。
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时代,傻子太多,骗子都不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