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零七章 洋浦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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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杨星的解释，荣明友放下了心中大石，胸怀大畅之下欣赏起大堡礁的风光心情自然不同。他一边赞叹着自然界的鬼斧神工，一边还是放不下手头工作，他听到叶捷琳娜正在报告杨星，星华地产经过这段时间在国内反复遴选，已经选出几个适宜建港的地点，就兴匆匆的要过来观看，当他看到心目中的三都澳名列榜首时，不由暗自欣喜，觉得英雄所见略同，自己的选择经过杨星他们这边的专家确认，看来是没问题了，三都澳的潜力果然非凡。
只是他的眼睛盯着排在第二位的海南洋浦港时，面部不由抽搐了一下，他低声问杨星：“小老弟，这个港口条件天时地利都不错，但它缺乏人和啊。你的手下有没有给你说清楚它当年闹出来的那个大麻烦，这可是个烫手山芋，不好接啊！”
1988年海南建省，是寄予了当时中央领导极大期望值的。把一个省划为一个经济特区，可谓是改革中空前绝后的待遇，无论是深圳还是上海无法和海南得到的优惠政策相比。改革总设计师就曾提过对海南的期望：“如果用20年的时间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那就是伟大的胜利。”
但现实条件是光有好的政策并不一定能保证成功。海南经济基础薄弱，人口稀少，又长期处于国内边界之地。省里除了有些特色农业外，工业极不发达，四面领海，交通不便，孤悬海外，管辖下的南海又和周围的越南菲律宾等国存在长期纠纷，改革至今，中央的要求并未达到。
除了本身条件外，海南还在改革道路的摸索上走了不少弯路，有许多深刻的教训，海南建省前出现过的倒卖走私汽车的大案，92-94年房地产大跃近的泡沫破裂和接踵而来的金融危机等等，不但给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海南经济遭受重创，为此交了不少学费。所以海南改革充满了争议和坎坷，荣明友提到的洋浦港风波就很能说明问题。
洋浦港实际上是离海南省会海口儋州市的一座半岛上的一处融港口、自贸加工区等为一体的开发区，建设之初就提出要打造成为海南最大的大自由港。洋浦港的地理位置介于海南海口港与八所港之间，面朝广阔的印度洋，素有“水深、避风、回淤量少、可利用海岸线长、天然深水良港”之称，是海南西北部工业走廊出海通道的重要出海口，也是国家一类开放口岸。
早在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里就提出要在洋浦建港，和三都澳港并列，新中国成立后，也曾几次计划开发洋浦，终因洋浦土地贫瘠、开发资金巨大而耽搁下来。海南建省后第一时间就想到利用建设洋浦港的机会来拉动省内基础建设。只是苦于资金问题无法解决，时任省长就向中央建议，在洋浦建立为重化工基地，以及改造岛内农业为现代化农业；采取引进外资承租土地进行开发，这些建议都得到中央首肯。
1988年6月,海南省政府与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达成协议,确定在洋浦划出30平方公里土地作为开发区，以每亩200元人民币，期限为70年，租让其土地使用权给熊谷组，由熊谷组负责区内基础设施建设及招商开发，即采取土地“成片开发，综合补偿”的模式，洋浦港作为自由港试点，成为“特区中的特区”，以期重点突破，达到带动全省经济的腾飞。此时离海南省政府挂牌不过一个月，可见海南政府官员对于这个项目的期盼。
但就是这样一份现在看来还算正常的协议掀起了一场大风波，89年国内政治风云骤起，国外苏联集团即将崩溃的阴云已经笼罩在大家心头，在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有政协委员声色俱厉地指责洋浦开发模式，将海南有偿出让30万平方公里土地使用权的商业行为，与晚清政府在英国武力下被迫割让香港相提并论，“引狼入室”、“新租界”等大帽子，纷纷扣在海南省的头上。经媒体报道后，学生开始上街游行，打出了“还我海南，还我洋浦”的口号，一时间舆论哗然，这就是海南历史上著名的洋浦风波。
由于受洋浦风波以及之后政治形势争论的影响，洋浦港的建设被迫中止，直到洋浦港的性质在改革总设计师92南巡后才被拍板定调，还了清白。等洋浦经济开发区1993年9月正式封关运作时，离原计划已经足足耽误了4年。
而这4年间，比海南特区起步更晚的浦东已初具规模，原来准备在洋浦落户的大公司和大项目也全部转到浦东。当初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洋浦模式，被后起的浦东、天津、苏州等开发区普遍使用。屋漏偏遭连夜雨的是，海南这个全国最的特区，又碰上了紧接着的房地产泡沫破裂，陷入了长达数年经济低潮之中，覆巢之下无完卵，洋浦港逐渐被人忘却。
更糟糕的是，作为洋浦最大外资合作方的熊谷组尽管曾是最大的建筑商，但随着房产经济泡沫的破灭也陷入了经营困境之中，在全球裁员三分之一才逃脱一劫。而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则在1997年被国内光大集团收购，这种情况下，洋浦陷入了投资不着，本地实力又不够，各种建设规划只能滞后的困局。
海南省政府当然不甘心洋浦就此沉沦，对此也想尽了办法，随后还找到了杨星颇为熟悉的国家投资开发公司来接手投资，但国投的项目遍布全国，洋浦只能勉强分得一些面包屑，资金紧张始终无法缓解。结果海南建省时曾提出要建设超过台湾的过亿吨吞吐量的大海港，但十多年过去，省内最大两座港口海口港和洋浦港吞吐量都只在百万吨上下徘徊，想起来的确让人灰心丧气。
殷鉴不远，荣明友提出他的担心不是没道理的。但杨星可不是连洋浦风波都不知道的傻瓜，他的手下也不是只看表面的庸才。杨星从荣明友提议建设港口时就对此上了心，回去后也是抽掉了手下精兵强将，几乎把国内沿海众多港口的可能选址地点都梳了一遍，能把洋浦港放在三都澳之后当然是有充分理由的。
“荣老，洋浦的事情我是知道的，正是知道我才选中了洋浦。这是基于以下几个理由，一、洋浦从91年就开始建设，基础设施已基本齐全，只要我们资金到位，马上有现成的港口可以使用，既能为我们建设三都澳锻炼队伍，又可以立竿见影的看到成果。二、正是因为有了洋浦风波，这场争论已经把很多我们遇到的政策风险基本上给说透了，事情基本定调。现在国内不少开发区的政策其实都是洋浦先试行过的，我们接手后，旁人再想鸡蛋里面挑骨头就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了，我们可以放心的大干！”
“最关键一点是，洋浦特区当时可是享受了国家最高待遇的特区政策，号称‘特区中的特区’。包括港口在内的整个开发区面积规划接近100平方公里，同时享受保税区、国家经济开发区和经济特区的三重优惠。这一点上我敢说我们和海西省谈判三都澳开港，现在恐怕都很难获得这样的政策优惠。当然三都澳地理水文条件都在洋浦港之上，区位运输优势也比从洋浦明显。所以我建议来个比翼齐飞，面对太平洋和印度洋，我们同时上马这两个港口项目，先在洋浦这里试验我们计划，再在三都澳借鉴经验，而且两个港口计划可以互相掩护支援，我们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风险也要小一些。”
听完杨星的话，荣明友不由暗叹他确实是老了，原以为有生之年能看到心目中的三都澳港拔地而起就算是夙愿得偿。没想到眼前这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居然还想同时兴建第二个大港口，联想到他一次性把在澳大利亚的投资提高到50亿美元这种大手笔，他不得不感叹长江后浪推前浪，他们这群老家伙要死在沙滩上了。
其实杨星还有些话没对荣明友明讲，但事涉自家的商业机密，他还不能和盘托出。当初国家选址洋浦开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看重了洋浦港处在我国进口石油海上通路顶端的有利位置上。
我国从93年变成石油净进口国，虽然石油产量名列世界第五，但对高速增长的经济对说号称工业血液的石油仍是需求极大。而我国石油主进口国都位于中东和东非，基本依靠海路运输。当庞大的运油船队运回国时，洋浦港正处在回航必经路线的前端。杨星考虑依托洋浦港的地域优势，在此上马兴建大规模炼油、储油等石化工业，前景必然光明。RO
有了杨星的解释，荣明友放下了心中大石，胸怀大畅之下欣赏起大堡礁的风光心情自然不同。他一边赞叹着自然界的鬼斧神工，一边还是放不下手头工作，他听到叶捷琳娜正在报告杨星，星华地产经过这段时间在国内反复遴选，已经选出几个适宜建港的地点，就兴匆匆的要过来观看，当他看到心目中的三都澳名列榜首时，不由暗自欣喜，觉得英雄所见略同，自己的选择经过杨星他们这边的专家确认，看来是没问题了，三都澳的潜力果然非凡。
只是他的眼睛盯着排在第二位的海南洋浦港时，面部不由抽搐了一下，他低声问杨星：“小老弟，这个港口条件天时地利都不错，但它缺乏人和啊。你的手下有没有给你说清楚它当年闹出来的那个大麻烦，这可是个烫手山芋，不好接啊！”
1988年海南建省，是寄予了当时中央领导极大期望值的。把一个省划为一个经济特区，可谓是改革中空前绝后的待遇，无论是深圳还是上海无法和海南得到的优惠政策相比。改革总设计师就曾提过对海南的期望：“如果用20年的时间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那就是伟大的胜利。”
但现实条件是光有好的政策并不一定能保证成功。海南经济基础薄弱，人口稀少，又长期处于国内边界之地。省里除了有些特色农业外，工业极不发达，四面领海，交通不便，孤悬海外，管辖下的南海又和周围的越南菲律宾等国存在长期纠纷，改革至今，中央的要求并未达到。
除了本身条件外，海南还在改革道路的摸索上走了不少弯路，有许多深刻的教训，海南建省前出现过的倒卖走私汽车的大案，92-94年房地产大跃近的泡沫破裂和接踵而来的金融危机等等，不但给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海南经济遭受重创，为此交了不少学费。所以海南改革充满了争议和坎坷，荣明友提到的洋浦港风波就很能说明问题。
洋浦港实际上是离海南省会海口儋州市的一座半岛上的一处融港口、自贸加工区等为一体的开发区，建设之初就提出要打造成为海南最大的大自由港。洋浦港的地理位置介于海南海口港与八所港之间，面朝广阔的印度洋，素有“水深、避风、回淤量少、可利用海岸线长、天然深水良港”之称，是海南西北部工业走廊出海通道的重要出海口，也是国家一类开放口岸。
早在1919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里就提出要在洋浦建港，和三都澳港并列，新中国成立后，也曾几次计划开发洋浦，终因洋浦土地贫瘠、开发资金巨大而耽搁下来。海南建省后第一时间就想到利用建设洋浦港的机会来拉动省内基础建设。只是苦于资金问题无法解决，时任省长就向中央建议，在洋浦建立为重化工基地，以及改造岛内农业为现代化农业；采取引进外资承租土地进行开发，这些建议都得到中央首肯。
1988年6月,海南省政府与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达成协议,确定在洋浦划出30平方公里土地作为开发区，以每亩200元人民币，期限为70年，租让其土地使用权给熊谷组，由熊谷组负责区内基础设施建设及招商开发，即采取土地“成片开发，综合补偿”的模式，洋浦港作为自由港试点，成为“特区中的特区”，以期重点突破，达到带动全省经济的腾飞。此时离海南省政府挂牌不过一个月，可见海南政府官员对于这个项目的期盼。
但就是这样一份现在看来还算正常的协议掀起了一场大风波，89年国内政治风云骤起，国外苏联集团即将崩溃的阴云已经笼罩在大家心头，在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有政协委员声色俱厉地指责洋浦开发模式，将海南有偿出让30万平方公里土地使用权的商业行为，与晚清政府在英国武力下被迫割让香港相提并论，“引狼入室”、“新租界”等大帽子，纷纷扣在海南省的头上。经媒体报道后，学生开始上街游行，打出了“还我海南，还我洋浦”的口号，一时间舆论哗然，这就是海南历史上著名的洋浦风波。
由于受洋浦风波以及之后政治形势争论的影响，洋浦港的建设被迫中止，直到洋浦港的性质在改革总设计师92南巡后才被拍板定调，还了清白。等洋浦经济开发区1993年9月正式封关运作时，离原计划已经足足耽误了4年。
而这4年间，比海南特区起步更晚的浦东已初具规模，原来准备在洋浦落户的大公司和大项目也全部转到浦东。当初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洋浦模式，被后起的浦东、天津、苏州等开发区普遍使用。屋漏偏遭连夜雨的是，海南这个全国最的特区，又碰上了紧接着的房地产泡沫破裂，陷入了长达数年经济低潮之中，覆巢之下无完卵，洋浦港逐渐被人忘却。
更糟糕的是，作为洋浦最大外资合作方的熊谷组尽管曾是最大的建筑商，但随着房产经济泡沫的破灭也陷入了经营困境之中，在全球裁员三分之一才逃脱一劫。而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则在1997年被国内光大集团收购，这种情况下，洋浦陷入了投资不着，本地实力又不够，各种建设规划只能滞后的困局。
海南省政府当然不甘心洋浦就此沉沦，对此也想尽了办法，随后还找到了杨星颇为熟悉的国家投资开发公司来接手投资，但国投的项目遍布全国，洋浦只能勉强分得一些面包屑，资金紧张始终无法缓解。结果海南建省时曾提出要建设超过台湾的过亿吨吞吐量的大海港，但十多年过去，省内最大两座港口海口港和洋浦港吞吐量都只在百万吨上下徘徊，想起来的确让人灰心丧气。
殷鉴不远，荣明友提出他的担心不是没道理的。但杨星可不是连洋浦风波都不知道的傻瓜，他的手下也不是只看表面的庸才。杨星从荣明友提议建设港口时就对此上了心，回去后也是抽掉了手下精兵强将，几乎把国内沿海众多港口的可能选址地点都梳了一遍，能把洋浦港放在三都澳之后当然是有充分理由的。
“荣老，洋浦的事情我是知道的，正是知道我才选中了洋浦。这是基于以下几个理由，一、洋浦从91年就开始建设，基础设施已基本齐全，只要我们资金到位，马上有现成的港口可以使用，既能为我们建设三都澳锻炼队伍，又可以立竿见影的看到成果。二、正是因为有了洋浦风波，这场争论已经把很多我们遇到的政策风险基本上给说透了，事情基本定调。现在国内不少开发区的政策其实都是洋浦先试行过的，我们接手后，旁人再想鸡蛋里面挑骨头就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了，我们可以放心的大干！”
“最关键一点是，洋浦特区当时可是享受了国家最高待遇的特区政策，号称‘特区中的特区’。包括港口在内的整个开发区面积规划接近100平方公里，同时享受保税区、国家经济开发区和经济特区的三重优惠。这一点上我敢说我们和海西省谈判三都澳开港，现在恐怕都很难获得这样的政策优惠。当然三都澳地理水文条件都在洋浦港之上，区位运输优势也比从洋浦明显。所以我建议来个比翼齐飞，面对太平洋和印度洋，我们同时上马这两个港口项目，先在洋浦这里试验我们计划，再在三都澳借鉴经验，而且两个港口计划可以互相掩护支援，我们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风险也要小一些。”
听完杨星的话，荣明友不由暗叹他确实是老了，原以为有生之年能看到心目中的三都澳港拔地而起就算是夙愿得偿。没想到眼前这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居然还想同时兴建第二个大港口，联想到他一次性把在澳大利亚的投资提高到50亿美元这种大手笔，他不得不感叹长江后浪推前浪，他们这群老家伙要死在沙滩上了。
其实杨星还有些话没对荣明友明讲，但事涉自家的商业机密，他还不能和盘托出。当初国家选址洋浦开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看重了洋浦港处在我国进口石油海上通路顶端的有利位置上。
我国从93年变成石油净进口国，虽然石油产量名列世界第五，但对高速增长的经济对说号称工业血液的石油仍是需求极大。而我国石油主进口国都位于中东和东非，基本依靠海路运输。当庞大的运油船队运回国时，洋浦港正处在回航必经路线的前端。杨星考虑依托洋浦港的地域优势，在此上马兴建大规模炼油、储油等石化工业，前景必然光明。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