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4章 安从进意图不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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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仁罕的要挟下，孟昶批准了李仁罕的请求，任命其判六军。但是同时他又任命后蜀军界另一元老，与李仁罕一向不和的赵廷隐为六军副使，以牵制李仁罕。
即便如此，为了防备李仁罕万一发难，孟昶又马上在皇宫新设了一支护卫亲军，号称“殿直四番”。为了让只服父亲不服自己的诸位元老相信，新君是体恤老臣的，他们已经获得的权力不会受到挑战，孟昶特别挑选李仁罕的儿子李继宏、赵季良的儿子赵元振、张业的儿子张继昭、侯弘实的儿子侯令钦、赵廷隐的儿子赵崇韬等功臣子弟担任殿直四番的指挥官，一时间皆大欢喜。
后蜀的昭武节度使李肇，原本对孟知祥就没有什么忠诚度可言。此时他听说新君即位，便按常规离开利州，前往成都朝见新君。一路上，李肇心存观望，一路走走停停，光在汉州停留了十几天，与亲戚朋友欢宴聚会，顺便探听成都传出的各种消息。
孟昶最初的表现让他放心，新君就是一个懦弱无能的小孩子而已，对自己毫无威胁。在得意忘形之余，李肇大摇大摆地来到成都，晋见新主孟昶，声称自己有足疾，所以拄着拐杖，不肯跪拜。
李肇没有想到的是，在他眼中的小孩子孟昶，向所有元老功臣们示好，显得无害的同时，其内心却十分清楚。元老功臣虽然强大，但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是可以被分化的。有些需要严加防备，尽早清除，比如现在最冒头的李仁罕。有些可以暂时依靠或暂时利用的，比如与李仁罕不和的赵季良和赵廷隐。
孟昶不动声色地派了一个与自己关系亲密，但又不容易引人注目的医官韩继勋，借着给老干部们看病的名义，在私下穿针引线，秘密联络赵季良和赵廷隐，取得这一文一武两大佬的明确支持。然后，孟昶在二赵支持下，于一日上朝时，突然逮捕了毫无防备的李仁罕，向天下公布其谋逆罪状，与此同时，李仁罕刚刚被升任殿直军官的儿子李继宏也被同时拿下，父子俩一并被诛！
还在成都的李肇突然听到李仁罕被杀的消息，顿时大惊失色。他急忙赶来，晋见孟昶请罪。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李肇将手中的拐仗扔到了一边，头叩得又响又标准！公的足疾好得这么快！孟昶的左右弹劾李肇：对君上倨慢无礼，其罪当诛！
但是孟昶很明智，知道过犹不及，下诏说鉴于李肇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就不再用昭武节度使的繁重工作来辛苦老臣。任命了他一个没有实际工作的高官太子少傅，全家搬到成都旁边的邛州养老。就这样，又一个可能潜在的危险被孟昶清除。
虽然相较之下，二赵比较忠诚，李仁罕比较跋扈。但是让一派重臣独大，显然不符合平衡原则。所以，孟昶又不计前嫌地优待了李仁罕的外甥，另一员大将张业。张业虽然是李仁罕的至亲，但确实没有参与谋逆。孟昶便提升张业为武信节度使兼
同平章事，让他重新整合被大大削弱之后，危险性没那么大的李仁罕派系，以便平衡赵季良和赵廷隐在朝中的影响力。
对赵季良和赵廷隐两位大功臣，孟昶表现的虽极为尊敬。但对于能够减轻二人工作负担的机会，也从不放过。赵季良是聪明的一代贤臣，看出新主想干什么。于是主动请求，将由自己独掌的三司，也就是户部、盐铁、度支，大权分摊给孟昶提拔的另两位新宰相张业、毋昭裔。
其中户部掌管国家税收收入，盐铁掌管国家专卖的收入，度支掌管国库的支出，三司合起来就是国家的财政权。
孟昶顺水推舟，让赵季良继续管理户部，让毋昭裔判盐铁，张业判度支，实现了财政的三权分立。
对于赵廷隐，孟昶将其尊为太傅。每遇国有大事，孟昶都会亲自到赵廷隐府上征求老将的意见。但换句话说，如果国家没遇上大事的话，老将军也就不必太辛苦了。
后来，等赵季良病逝，孟昶又遂步设计除掉了张业，罢免了王处回，安排赵廷隐退休，将元老功臣们的权力全部收回到自己手中，再分配给自己提拔的新人。孟昶的整个重新集权的过程长达十五年，其间竟没有发生一次大的变乱，手腕可以说是极其高明。
不过在安从进向后蜀请求结盟反晋的时候，这个进程才进行了不到一半。对于此刻的孟昶而言，当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后晋作战，且不说胜负难料，就算胜了，难道让赵廷隐、张业这些人再建大功？那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吗？
于是，孟昶以出川的路途遥远而险峻，无法保障军队供给为由，拒绝了安从进的结盟请求。安从进不肯就此罢手。拉不到大的外援，那就拉个小一点的，他再派使者到江陵，请求与南平王高从诲联手。安从进认为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因为此前高从诲曾主动派人来襄阳，与他有过私下联络，还拍过胸膛说过有道是远亲不如近邻，你有事尽管说，咱俩谁跟谁？
但这位兵微将寡的近邻，一看安从进送来的密信，不禁大吃一惊，咱说的有事里边可不包括这种要命的事，这不是给自己招祸吗？何况南平刚刚才与后晋强化过双边关系。
不久前，石敬瑭曾派翰林学士陶谷出使南平，给高从诲祝贺生辰。高从诲在长江边上的望沙楼上宴请后晋使臣。同时他举行了一次水上阅兵，让南平的战船都驶到楼下，排成战阵，请陶谷观看。他暗示咱南平虽小，还是有些武力的。当然，暗示不能让大国理解为示威，要不然真引来讨伐，会让小小的南平国吃不了兜着走。所以高从诲又解释道：“江南和蜀地一直不肯向大国臣服，我很义愤填膺，故而在此整修武备，就是为了在大囯兴师的那一天，出兵助战。”
陶谷回报石敬瑭，石敬瑭装作对高从诲的“忠贞”深信不疑，大喜，赏赐南平王盔甲一百套、战马一百匹。
高从诲也进贡金器一百两，御衣锦缎一百五十匹，白银五百两，还有白龙脑香、金花手剑等回礼谢恩。此时后晋与南平的关系，至少在表面上看是十分融洽的。
此次出访的后晋使臣陶谷，其实原姓唐，字秀实，是邠州新平县人。他虽早年丧父，但是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十几岁时已以文章知名，自负甚高，对功名富贵充满了渴望。后晋建立之后，因为新皇帝叫石敬瑭，其中“瑭”字与其姓氏“唐”同音，虽然按常理这不用避讳，但为了最大限度避开有可能阻碍自己仕途的隐患，他抛弃了自己的祖姓，改名陶谷。
然后，改了名的陶谷主动写信给当朝宰相李崧，自我推荐。李崧发现这个年轻人很有才华，也愿意当伯乐，就将其提拔为集贤校理，官虽然不算大，但容易接近高层。同时，李崧还常常向石敬瑭提起这个很有前途的新人，使其在皇帝心中留了一个好印象。陶谷遇上他的贵人李崧，从此走上人生的快车道。
南平王高从诲虽然并不是什么至诚君子，但人家赖也就是赖点儿小钱，绝不敢拿自己小命开玩笑。权衡利弊之后，高从诲认为安从进造反成功的可能性接近于零，于是写信给安从进，帮他分析天下大势，力劝其不要造反，尤其是不要把南平拖下水。
安从进大怒，那姓孟的叫不动到也罢了，反正我和他原本也没交情。但是你姓高的可和我拍过胸脯的，怎么一到关键时候也掉链子？一怒之下，安从进上奏石敬瑭，反过来诬告高从诲企图背叛大晋！
高从诲与安从进的兄弟情就这样走到了头，也将安从进企图谋反的事密奏后晋，并表示：如果朝廷要讨伐叛徒，南平愿出兵相助！
如果说，石敬瑭对安重荣的再三宽容，还可以说成是厚待有功之臣，那么像安从进这种对后晋朝毫无寸功的大刺头，行事如此嚣张，意图谋反的证据又已经如此确凿，是不是该到重拳出击，修理修理他的时候了？
然而，既使收到高从诲的密奏，石敬瑭依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他对安从进的策略，仍然是执行了多年的姑息养奸的方式。难道皇帝不知道应该防患于未然？非要等到叛乱发生才想起动手吗？当然不是这样的。石敬瑭的智商虽然不高但以至于很低，在桑维翰等智谋之士的辅佐下，石敬瑭做出的各项决策、选择，如果站在他自身的立场，一般还是算得上最优的。
石敬瑭之所以一直有意无意地纵容安重荣与安从进，既是因为后晋朝得国不正，对外软弱，导致软实力偏弱，不敢轻易对藩镇用强。更是因为在他眼中，还有一个比二安更具危险性的藩镇大帅，需要优先对付。而那个人就是在平定范延光之乱中，为后晋朝立下大功的杨光远。
早在讨伐军仍在围攻广晋，范延光尚未开城投降之时，石敬瑭就已经从杨光远的一些作为中嗅到了让人不安的痕迹。
在李仁罕的要挟下，孟昶批准了李仁罕的请求，任命其判六军。但是同时他又任命后蜀军界另一元老，与李仁罕一向不和的赵廷隐为六军副使，以牵制李仁罕。
即便如此，为了防备李仁罕万一发难，孟昶又马上在皇宫新设了一支护卫亲军，号称“殿直四番”。为了让只服父亲不服自己的诸位元老相信，新君是体恤老臣的，他们已经获得的权力不会受到挑战，孟昶特别挑选李仁罕的儿子李继宏、赵季良的儿子赵元振、张业的儿子张继昭、侯弘实的儿子侯令钦、赵廷隐的儿子赵崇韬等功臣子弟担任殿直四番的指挥官，一时间皆大欢喜。
后蜀的昭武节度使李肇，原本对孟知祥就没有什么忠诚度可言。此时他听说新君即位，便按常规离开利州，前往成都朝见新君。一路上，李肇心存观望，一路走走停停，光在汉州停留了十几天，与亲戚朋友欢宴聚会，顺便探听成都传出的各种消息。
孟昶最初的表现让他放心，新君就是一个懦弱无能的小孩子而已，对自己毫无威胁。在得意忘形之余，李肇大摇大摆地来到成都，晋见新主孟昶，声称自己有足疾，所以拄着拐杖，不肯跪拜。
李肇没有想到的是，在他眼中的小孩子孟昶，向所有元老功臣们示好，显得无害的同时，其内心却十分清楚。元老功臣虽然强大，但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是可以被分化的。有些需要严加防备，尽早清除，比如现在最冒头的李仁罕。有些可以暂时依靠或暂时利用的，比如与李仁罕不和的赵季良和赵廷隐。
孟昶不动声色地派了一个与自己关系亲密，但又不容易引人注目的医官韩继勋，借着给老干部们看病的名义，在私下穿针引线，秘密联络赵季良和赵廷隐，取得这一文一武两大佬的明确支持。然后，孟昶在二赵支持下，于一日上朝时，突然逮捕了毫无防备的李仁罕，向天下公布其谋逆罪状，与此同时，李仁罕刚刚被升任殿直军官的儿子李继宏也被同时拿下，父子俩一并被诛！
还在成都的李肇突然听到李仁罕被杀的消息，顿时大惊失色。他急忙赶来，晋见孟昶请罪。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李肇将手中的拐仗扔到了一边，头叩得又响又标准！公的足疾好得这么快！孟昶的左右弹劾李肇：对君上倨慢无礼，其罪当诛！
但是孟昶很明智，知道过犹不及，下诏说鉴于李肇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就不再用昭武节度使的繁重工作来辛苦老臣。任命了他一个没有实际工作的高官太子少傅，全家搬到成都旁边的邛州养老。就这样，又一个可能潜在的危险被孟昶清除。
虽然相较之下，二赵比较忠诚，李仁罕比较跋扈。但是让一派重臣独大，显然不符合平衡原则。所以，孟昶又不计前嫌地优待了李仁罕的外甥，另一员大将张业。张业虽然是李仁罕的至亲，但确实没有参与谋逆。孟昶便提升张业为武信节度使兼
同平章事，让他重新整合被大大削弱之后，危险性没那么大的李仁罕派系，以便平衡赵季良和赵廷隐在朝中的影响力。
对赵季良和赵廷隐两位大功臣，孟昶表现的虽极为尊敬。但对于能够减轻二人工作负担的机会，也从不放过。赵季良是聪明的一代贤臣，看出新主想干什么。于是主动请求，将由自己独掌的三司，也就是户部、盐铁、度支，大权分摊给孟昶提拔的另两位新宰相张业、毋昭裔。
其中户部掌管国家税收收入，盐铁掌管国家专卖的收入，度支掌管国库的支出，三司合起来就是国家的财政权。
孟昶顺水推舟，让赵季良继续管理户部，让毋昭裔判盐铁，张业判度支，实现了财政的三权分立。
对于赵廷隐，孟昶将其尊为太傅。每遇国有大事，孟昶都会亲自到赵廷隐府上征求老将的意见。但换句话说，如果国家没遇上大事的话，老将军也就不必太辛苦了。
后来，等赵季良病逝，孟昶又遂步设计除掉了张业，罢免了王处回，安排赵廷隐退休，将元老功臣们的权力全部收回到自己手中，再分配给自己提拔的新人。孟昶的整个重新集权的过程长达十五年，其间竟没有发生一次大的变乱，手腕可以说是极其高明。
不过在安从进向后蜀请求结盟反晋的时候，这个进程才进行了不到一半。对于此刻的孟昶而言，当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后晋作战，且不说胜负难料，就算胜了，难道让赵廷隐、张业这些人再建大功？那不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吗？
于是，孟昶以出川的路途遥远而险峻，无法保障军队供给为由，拒绝了安从进的结盟请求。安从进不肯就此罢手。拉不到大的外援，那就拉个小一点的，他再派使者到江陵，请求与南平王高从诲联手。安从进认为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因为此前高从诲曾主动派人来襄阳，与他有过私下联络，还拍过胸膛说过有道是远亲不如近邻，你有事尽管说，咱俩谁跟谁？
但这位兵微将寡的近邻，一看安从进送来的密信，不禁大吃一惊，咱说的有事里边可不包括这种要命的事，这不是给自己招祸吗？何况南平刚刚才与后晋强化过双边关系。
不久前，石敬瑭曾派翰林学士陶谷出使南平，给高从诲祝贺生辰。高从诲在长江边上的望沙楼上宴请后晋使臣。同时他举行了一次水上阅兵，让南平的战船都驶到楼下，排成战阵，请陶谷观看。他暗示咱南平虽小，还是有些武力的。当然，暗示不能让大国理解为示威，要不然真引来讨伐，会让小小的南平国吃不了兜着走。所以高从诲又解释道：“江南和蜀地一直不肯向大国臣服，我很义愤填膺，故而在此整修武备，就是为了在大囯兴师的那一天，出兵助战。”
陶谷回报石敬瑭，石敬瑭装作对高从诲的“忠贞”深信不疑，大喜，赏赐南平王盔甲一百套、战马一百匹。
高从诲也进贡金器一百两，御衣锦缎一百五十匹，白银五百两，还有白龙脑香、金花手剑等回礼谢恩。此时后晋与南平的关系，至少在表面上看是十分融洽的。
此次出访的后晋使臣陶谷，其实原姓唐，字秀实，是邠州新平县人。他虽早年丧父，但是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十几岁时已以文章知名，自负甚高，对功名富贵充满了渴望。后晋建立之后，因为新皇帝叫石敬瑭，其中“瑭”字与其姓氏“唐”同音，虽然按常理这不用避讳，但为了最大限度避开有可能阻碍自己仕途的隐患，他抛弃了自己的祖姓，改名陶谷。
然后，改了名的陶谷主动写信给当朝宰相李崧，自我推荐。李崧发现这个年轻人很有才华，也愿意当伯乐，就将其提拔为集贤校理，官虽然不算大，但容易接近高层。同时，李崧还常常向石敬瑭提起这个很有前途的新人，使其在皇帝心中留了一个好印象。陶谷遇上他的贵人李崧，从此走上人生的快车道。
南平王高从诲虽然并不是什么至诚君子，但人家赖也就是赖点儿小钱，绝不敢拿自己小命开玩笑。权衡利弊之后，高从诲认为安从进造反成功的可能性接近于零，于是写信给安从进，帮他分析天下大势，力劝其不要造反，尤其是不要把南平拖下水。
安从进大怒，那姓孟的叫不动到也罢了，反正我和他原本也没交情。但是你姓高的可和我拍过胸脯的，怎么一到关键时候也掉链子？一怒之下，安从进上奏石敬瑭，反过来诬告高从诲企图背叛大晋！
高从诲与安从进的兄弟情就这样走到了头，也将安从进企图谋反的事密奏后晋，并表示：如果朝廷要讨伐叛徒，南平愿出兵相助！
如果说，石敬瑭对安重荣的再三宽容，还可以说成是厚待有功之臣，那么像安从进这种对后晋朝毫无寸功的大刺头，行事如此嚣张，意图谋反的证据又已经如此确凿，是不是该到重拳出击，修理修理他的时候了？
然而，既使收到高从诲的密奏，石敬瑭依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他对安从进的策略，仍然是执行了多年的姑息养奸的方式。难道皇帝不知道应该防患于未然？非要等到叛乱发生才想起动手吗？当然不是这样的。石敬瑭的智商虽然不高但以至于很低，在桑维翰等智谋之士的辅佐下，石敬瑭做出的各项决策、选择，如果站在他自身的立场，一般还是算得上最优的。
石敬瑭之所以一直有意无意地纵容安重荣与安从进，既是因为后晋朝得国不正，对外软弱，导致软实力偏弱，不敢轻易对藩镇用强。更是因为在他眼中，还有一个比二安更具危险性的藩镇大帅，需要优先对付。而那个人就是在平定范延光之乱中，为后晋朝立下大功的杨光远。
早在讨伐军仍在围攻广晋，范延光尚未开城投降之时，石敬瑭就已经从杨光远的一些作为中嗅到了让人不安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