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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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姑婆出生于五十年代初，她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都在长乐里度过，以她的视角讲述的故事别有一番意味。
上海解放后，吴家的小女儿吴美芳出世，她不但是吴家的小女儿，更是二十九号第二代中最小的女孩，大家的小公主，那时候吴伯鸿被新政府留用，在派出所做民警，属于人民专政机关的一员，社会地位很高，而章澍斋因在抗战胜利后凭借扎实的英文功底东山再起，在美国洋行里做过一段时间，被归为买办资本家行列，差一点成了专政对象，所以章家的社会地位是下降了的。
在小姑婆的童年记忆中，天总是蓝的，大街上总是红旗招展的，小伙伴们在弄堂东侧潘家花园外墙下推铁环、跳皮筋，唱三面红旗解放台湾的儿歌，邻居叔叔阿姨都是笑眯眯和蔼可亲的，直到有一天，她最亲爱的爸爸忽然从云端跌落，吴家的地位也变得又和章家一样了，只是这回是一样的低。好在没人逼着他们搬家，不像孙建国家，从相对条件较好的灶披间搬到阁楼上，而原本最卑微的王贵家则取而代之，从二层阁搬到灶披间。
二房东孙叔宝属于剥削阶级，房子充公，二十九号的房主变成房管局，街道又安排了一些新住户住进来，最多的时候住过十二家人，为了改善居住条件，房管局对房子进行了修缮改造，修修补补一直到现在。
“以前能住石库门就算很好的，后来流行的是工人新村，伊拉曹杨新村的房子老好了。”小姑婆说，“就在华师大往北，杏山路那边，据说是中国最早的工人新村，只有劳动模范才有资格住进去，我们这些成分不好的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我记得一个初中同学就住曹杨新村，整天穿她爸爸工作服改小的衣服，平时眼睛都放光。”
“后来呢？”赵殿元问。
“后来我们就都下乡了。”小姑婆说，“我这个同学去的近，崇明，家门口，我就远了，我们几个同学支援边疆，我二哥去的石河子，我去的是肖尔布拉克，碱水泉的意思，你想想，那地方连吃水都困难，唉，谁不想留在家里呢，可是一不能上大学，大学都不招生了，二不能参军入伍，三不能进厂当工人，周家哥哥年龄大，他比较幸运，早就考上大学了，不过没分配回上海，分到内地去了，再后来就失去联系了，那年月，大学生也没有工人吃香，王伯伯的儿子王沪生是最早参加工作的，开电车，铁饭碗，不要太安逸。”
“章先生家的两个孩子呢？”赵殿元其实已经猜到结局不会太理想，但还是问了一句。
“章叔叔的大女儿还好，考上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小学教书，小儿子就结棍了，学习好，本来成绩是可以考上复旦大学的，就因为家里成分不好，没法上大学，也下乡了去的是北大荒，79年恢复高考，伊终于圆梦，考上复旦，八几年就交流去了美国。”
赵殿元略有欣慰，章澍斋和顾佩玉都是书香门第出身，智商高学习好，他俩的儿子果然没令人失望，再想起章先生的两位如花美眷，他又有些好奇，新中国能容许一个资本家享受齐人之福么。
“可惜章叔叔没能看到儿孙有出息。”小姑婆说，“章家哥哥落榜之后，章叔叔一个人去了苏州，后来是在苏州城外章家祖坟发现他的尸体的，说是服毒自杀，章叔叔这是不想给家里添麻烦，反正以后就是两个婶婶一起生活了。”
一阵沉默，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在此体现的淋漓尽致，章澍斋面对恶人尚能决死一拼，面对命运就只能选择死亡，或许这就是他对抗命运的方式吧，不知道当他服用了自己利用化学知识配制的毒药后，躺在祖坟墓园时，是不是得到了真正的宁静，在赵殿元记忆中，自从顾佩玉出现后，章澍斋就总是愁眉紧锁，压力重重，这一点在小姑婆的叙述中也得到验证，日子过得久了，哪有什么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更何况章家的情况那么复杂，据说他们家经常关起门来吵架，别说什么齐人之福，个中滋味不足外人道也。
有相同情况的还有田先生家，解放后，梅英被迫从条件最好的二楼大卧室搬出来，和田飞挤在亭子间住，田飞乡下的老婆闹了一阵子之后，办了离婚手续回去了，但该付的抚养费是一分钱不能少的，田先生在报社印刷厂找了个排字工的活儿，好歹算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养活梅英娘俩没问题。
“田叔叔和梅阿姨的孩子和我们差不多大，他去的是云南。”小姑婆说，“上海的孩子，不管去到哪里，总会想着家，我记得七十年代的辰光，每逢过年，我从肖尔布拉克倒马车汽车火车回上海，章家哥哥从北大荒回来，田家哥哥从云南回来，周家哥哥从四川大三线回来，孙家哥哥去的是崇明的农场，最近，那时候可没有飞机高铁，火车要坐很久很久，一个星期坐在火车上，人都臭了，可是能回家，再多的苦也值了，我们分享来自天南海北的特产，新疆葡萄干，哈尔滨红肠、云南的普洱茶，四川的郫县豆瓣酱，春节时候各家各户的菜拿到一起吃，别提多热闹了，等假期结束，我们再把上海的糕点带回去，我记得周家姆妈最疼孩子，托人买的麦乳精，孙家姆妈就比较吝啬，买的什锦糖，就是硬糖，便宜，一大包还好看。”
“后来，你们都回来了。”赵殿元说，他从小姑婆的娓娓诉说中感受着那几十年的酸甜苦辣，百感交集，无法言喻，只想听到一些不那么心酸的内容。
“都回来了，上海的孩子总要回来的，哪儿都不如家好。”小姑婆说到这一段，脸上终于浮现出笑意，“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该回来的都回来了，我们为国家奉献了青春，总不能让孩子们接着奉献，想尽办法也要回到朝思暮想的上海，回来以后没地方住，又都住回了二十九号，哥哥们在外面开枝散叶，有了老婆孩子，再回来住可就比以前更紧张了，别说二层阁了，三层阁也搭出来了，晒台间上面也盖了屋子，这都不是房管局建的，是自己找些砖头水泥石棉瓦就搭建起来，只要能放下一张床就行，王沪生就是在二十九号结婚的，和新娘子住上铺，伊爹妈住下铺，小夫妻想亲热一下都没机会的，你们知道香港的那叫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念，总之就是一家三代人挤在十几平米的房子里，这种生活我们早先都是经历过的。”
潘家宁想到舅妈的话，衬了一句：“都说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
吴涛附和道：“对对对，那些人以后都后悔了。”
小姑婆说：“你们是不知道住在浦东的难处，那辰光可没有什么大桥、隧道、地铁，更没有私家车，在浦西上班的话，得很早起来，骑着自行车赶轮渡，你们小年轻没见过那场面，无数人一起赶轮渡，黑压压的吓死人，1987年冬天，陆家嘴渡口起了大雾，人越积越多，得有几万人等雾散了，第二班轮渡上船的时候，踩踏事故发生了，死了六十多个人。”
又是一阵沉默，年轻人只晓得现在的生活好，不知道长辈以前多么苦，也正是长辈们的苦，才换来今天的甜。
小姑婆还在自顾自说着：“这种居住条件，产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房子父子成仇，兄弟反目的不要太多，邻里之间的龃龉就更多了，谁家多占了一点空间，那可是天大的事情，蜂窝煤上编号，水龙头高头上锁，那都是稀松平常的，唯有阿拉这些老邻居，关系永远是和睦的，守望相助，互通有无，亲如一家人。”
赵殿元问：“现在还有老住户住在二十九号么？”
小姑婆说：“有条件的早就搬走了，但是有些老上海人有着浓烈的市中心情结，伊是不愿意住外环，住浦东的，阿拉属于沪西，虽然也在中环之内，但不是老租界范围，有些住法租界老房子的，张口闭口就是法租界，有腔调，其实住亭子间哪有什么腔调，我有一个战友，也是下放到肖尔布拉克的，住的是巨鹿路的小洋楼，那才叫有腔调。”
吴涛忙道：“小姑婆侬不也是住巨鹿路？”
小姑婆说：“对额，活嘛，就要有质量的活着，住一百年的老破小有什么质量，他们其实也是没法子，只好用地段给自己心里安慰，等着拆迁，可是地段好就贵，不知道哪年才能拆迁，时光不等人啊，尤其是阿拉这一辈人，吃了太多苦，得赶紧享受生活。”
吴涛拍马屁道：“小姑婆活得明白。”
小姑婆说：“你想办法联系一下，把章家周家田家的后人也都拉进去群里。”
吴涛说：“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办法，也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周家的那位长辈，我应该喊爷爷的了，他的儿子叫周文，现在是副省级的领导干部了。”
小姑婆咋舌：“乖乖，看不出来，周家哥哥的儿子嘎有出息。”
遥远的副省级干部引不起潘家宁的注意，她这会儿在手机上百度呢，终于查到想要的内容，举着手机展示着图片：“这种狭窄逼仄的房子叫劏房，厨房厕所卧室都在一起，就在马桶上切菜，就这么点大房子，月租金也要好几千，全港有二十八万户仍住在劏房里。”
赵殿元看了看照片，顿时感觉旧社会还没走。
“为什么香港那么多空地，还有劏房这种奇葩的存在。”潘家宁愤愤道。
“很简单。”吴涛笃定的给出了答案：“因为香港没有我们的党。”
小姑婆出生于五十年代初，她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都在长乐里度过，以她的视角讲述的故事别有一番意味。
上海解放后，吴家的小女儿吴美芳出世，她不但是吴家的小女儿，更是二十九号第二代中最小的女孩，大家的小公主，那时候吴伯鸿被新政府留用，在派出所做民警，属于人民专政机关的一员，社会地位很高，而章澍斋因在抗战胜利后凭借扎实的英文功底东山再起，在美国洋行里做过一段时间，被归为买办资本家行列，差一点成了专政对象，所以章家的社会地位是下降了的。
在小姑婆的童年记忆中，天总是蓝的，大街上总是红旗招展的，小伙伴们在弄堂东侧潘家花园外墙下推铁环、跳皮筋，唱三面红旗解放台湾的儿歌，邻居叔叔阿姨都是笑眯眯和蔼可亲的，直到有一天，她最亲爱的爸爸忽然从云端跌落，吴家的地位也变得又和章家一样了，只是这回是一样的低。好在没人逼着他们搬家，不像孙建国家，从相对条件较好的灶披间搬到阁楼上，而原本最卑微的王贵家则取而代之，从二层阁搬到灶披间。
二房东孙叔宝属于剥削阶级，房子充公，二十九号的房主变成房管局，街道又安排了一些新住户住进来，最多的时候住过十二家人，为了改善居住条件，房管局对房子进行了修缮改造，修修补补一直到现在。
“以前能住石库门就算很好的，后来流行的是工人新村，伊拉曹杨新村的房子老好了。”小姑婆说，“就在华师大往北，杏山路那边，据说是中国最早的工人新村，只有劳动模范才有资格住进去，我们这些成分不好的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我记得一个初中同学就住曹杨新村，整天穿她爸爸工作服改小的衣服，平时眼睛都放光。”
“后来呢？”赵殿元问。
“后来我们就都下乡了。”小姑婆说，“我这个同学去的近，崇明，家门口，我就远了，我们几个同学支援边疆，我二哥去的石河子，我去的是肖尔布拉克，碱水泉的意思，你想想，那地方连吃水都困难，唉，谁不想留在家里呢，可是一不能上大学，大学都不招生了，二不能参军入伍，三不能进厂当工人，周家哥哥年龄大，他比较幸运，早就考上大学了，不过没分配回上海，分到内地去了，再后来就失去联系了，那年月，大学生也没有工人吃香，王伯伯的儿子王沪生是最早参加工作的，开电车，铁饭碗，不要太安逸。”
“章先生家的两个孩子呢？”赵殿元其实已经猜到结局不会太理想，但还是问了一句。
“章叔叔的大女儿还好，考上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小学教书，小儿子就结棍了，学习好，本来成绩是可以考上复旦大学的，就因为家里成分不好，没法上大学，也下乡了去的是北大荒，79年恢复高考，伊终于圆梦，考上复旦，八几年就交流去了美国。”
赵殿元略有欣慰，章澍斋和顾佩玉都是书香门第出身，智商高学习好，他俩的儿子果然没令人失望，再想起章先生的两位如花美眷，他又有些好奇，新中国能容许一个资本家享受齐人之福么。
“可惜章叔叔没能看到儿孙有出息。”小姑婆说，“章家哥哥落榜之后，章叔叔一个人去了苏州，后来是在苏州城外章家祖坟发现他的尸体的，说是服毒自杀，章叔叔这是不想给家里添麻烦，反正以后就是两个婶婶一起生活了。”
一阵沉默，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在此体现的淋漓尽致，章澍斋面对恶人尚能决死一拼，面对命运就只能选择死亡，或许这就是他对抗命运的方式吧，不知道当他服用了自己利用化学知识配制的毒药后，躺在祖坟墓园时，是不是得到了真正的宁静，在赵殿元记忆中，自从顾佩玉出现后，章澍斋就总是愁眉紧锁，压力重重，这一点在小姑婆的叙述中也得到验证，日子过得久了，哪有什么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更何况章家的情况那么复杂，据说他们家经常关起门来吵架，别说什么齐人之福，个中滋味不足外人道也。
有相同情况的还有田先生家，解放后，梅英被迫从条件最好的二楼大卧室搬出来，和田飞挤在亭子间住，田飞乡下的老婆闹了一阵子之后，办了离婚手续回去了，但该付的抚养费是一分钱不能少的，田先生在报社印刷厂找了个排字工的活儿，好歹算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养活梅英娘俩没问题。
“田叔叔和梅阿姨的孩子和我们差不多大，他去的是云南。”小姑婆说，“上海的孩子，不管去到哪里，总会想着家，我记得七十年代的辰光，每逢过年，我从肖尔布拉克倒马车汽车火车回上海，章家哥哥从北大荒回来，田家哥哥从云南回来，周家哥哥从四川大三线回来，孙家哥哥去的是崇明的农场，最近，那时候可没有飞机高铁，火车要坐很久很久，一个星期坐在火车上，人都臭了，可是能回家，再多的苦也值了，我们分享来自天南海北的特产，新疆葡萄干，哈尔滨红肠、云南的普洱茶，四川的郫县豆瓣酱，春节时候各家各户的菜拿到一起吃，别提多热闹了，等假期结束，我们再把上海的糕点带回去，我记得周家姆妈最疼孩子，托人买的麦乳精，孙家姆妈就比较吝啬，买的什锦糖，就是硬糖，便宜，一大包还好看。”
“后来，你们都回来了。”赵殿元说，他从小姑婆的娓娓诉说中感受着那几十年的酸甜苦辣，百感交集，无法言喻，只想听到一些不那么心酸的内容。
“都回来了，上海的孩子总要回来的，哪儿都不如家好。”小姑婆说到这一段，脸上终于浮现出笑意，“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该回来的都回来了，我们为国家奉献了青春，总不能让孩子们接着奉献，想尽办法也要回到朝思暮想的上海，回来以后没地方住，又都住回了二十九号，哥哥们在外面开枝散叶，有了老婆孩子，再回来住可就比以前更紧张了，别说二层阁了，三层阁也搭出来了，晒台间上面也盖了屋子，这都不是房管局建的，是自己找些砖头水泥石棉瓦就搭建起来，只要能放下一张床就行，王沪生就是在二十九号结婚的，和新娘子住上铺，伊爹妈住下铺，小夫妻想亲热一下都没机会的，你们知道香港的那叫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念，总之就是一家三代人挤在十几平米的房子里，这种生活我们早先都是经历过的。”
潘家宁想到舅妈的话，衬了一句：“都说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
吴涛附和道：“对对对，那些人以后都后悔了。”
小姑婆说：“你们是不知道住在浦东的难处，那辰光可没有什么大桥、隧道、地铁，更没有私家车，在浦西上班的话，得很早起来，骑着自行车赶轮渡，你们小年轻没见过那场面，无数人一起赶轮渡，黑压压的吓死人，1987年冬天，陆家嘴渡口起了大雾，人越积越多，得有几万人等雾散了，第二班轮渡上船的时候，踩踏事故发生了，死了六十多个人。”
又是一阵沉默，年轻人只晓得现在的生活好，不知道长辈以前多么苦，也正是长辈们的苦，才换来今天的甜。
小姑婆还在自顾自说着：“这种居住条件，产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房子父子成仇，兄弟反目的不要太多，邻里之间的龃龉就更多了，谁家多占了一点空间，那可是天大的事情，蜂窝煤上编号，水龙头高头上锁，那都是稀松平常的，唯有阿拉这些老邻居，关系永远是和睦的，守望相助，互通有无，亲如一家人。”
赵殿元问：“现在还有老住户住在二十九号么？”
小姑婆说：“有条件的早就搬走了，但是有些老上海人有着浓烈的市中心情结，伊是不愿意住外环，住浦东的，阿拉属于沪西，虽然也在中环之内，但不是老租界范围，有些住法租界老房子的，张口闭口就是法租界，有腔调，其实住亭子间哪有什么腔调，我有一个战友，也是下放到肖尔布拉克的，住的是巨鹿路的小洋楼，那才叫有腔调。”
吴涛忙道：“小姑婆侬不也是住巨鹿路？”
小姑婆说：“对额，活嘛，就要有质量的活着，住一百年的老破小有什么质量，他们其实也是没法子，只好用地段给自己心里安慰，等着拆迁，可是地段好就贵，不知道哪年才能拆迁，时光不等人啊，尤其是阿拉这一辈人，吃了太多苦，得赶紧享受生活。”
吴涛拍马屁道：“小姑婆活得明白。”
小姑婆说：“你想办法联系一下，把章家周家田家的后人也都拉进去群里。”
吴涛说：“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办法，也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周家的那位长辈，我应该喊爷爷的了，他的儿子叫周文，现在是副省级的领导干部了。”
小姑婆咋舌：“乖乖，看不出来，周家哥哥的儿子嘎有出息。”
遥远的副省级干部引不起潘家宁的注意，她这会儿在手机上百度呢，终于查到想要的内容，举着手机展示着图片：“这种狭窄逼仄的房子叫劏房，厨房厕所卧室都在一起，就在马桶上切菜，就这么点大房子，月租金也要好几千，全港有二十八万户仍住在劏房里。”
赵殿元看了看照片，顿时感觉旧社会还没走。
“为什么香港那么多空地，还有劏房这种奇葩的存在。”潘家宁愤愤道。
“很简单。”吴涛笃定的给出了答案：“因为香港没有我们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