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章 九三年（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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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先知”，此时确定已死。
并且这个“先知”，一生为臣，但在不问世事从赤松子游之前，却说了一些明显超越了“臣子”这个范畴的关键的话，并且留下了文字的东西。
并且，这个“先知”，在不问世事之前，留下的文字东西的最后所有者，便是此时的皇帝。
而此时的皇帝，年事已高、焦头烂额。
当然，大顺这边可能并不太熟悉“先知”这套东西。
那么，换个说法。
王莽改制前，忽然出现的《周官》等一系列“圣人所作、但被焚书坑儒都烧没了、幸而在墙缝中有一套而得以现世”的东西，有啥区别？
王莽说，这就是圣人先王的制度。周公还能从坟里跳出来，否认三连：我没有、我不是、别瞎说。
王安石说，不是儒家才是政治正确吗？好啊，我用《周礼》改制，你们反对能怎么办？你苏子由也只能写文章，先证明《周礼》是伪书、不可信，然后才能在理论上反驳我。否则，理论上我就是正确的。
只不过。
人的寿命太短、而过去的历史又太漫长、考古学也不发达——至少在事死如事生的这边，你去挖人家祖坟、或者去刨人家陵墓，肯定是不行的。
故而，这边过去能、也只能，托古改制。
包括说，欧洲那边，新教徒、清教徒……实际上，原教旨这个词，本来就是形容他们的。理论上讲，大顺这边至少和天主教还能聊一聊，但和新教清教这群原教派，那真是一点聊的可能都没有……故而其实他们也算是托古改制。
到启蒙时代，托古改制，在欧洲实际上已经走不通了。因为……托古，只能往圣经上托。而启蒙时代，圣经本身已经快要圆不上了。
于是，只能选择“现实存在的理想国”、“托东改制”、“借外讽内”、“构建出一个现实存在，但一般人看不到摸不着、一旦亲眼看到或者触碰就会破碎的理想国”这一套。
但显然，这套东西，在大顺是不可能用的，也根本没法用。
因为大顺不久前才打赢了一战，并且也完成了环球航行，于是地球多大已经确定、现存的国家里没有一个有资格当理想国的——是都1750年了，居然加上休耕才种1收6.3实则等于年均春种一颗种、秋收三粒麦的法国农业配理想啊？还是和印度都玩不起要考行政命令禁止穿棉布才能撑得住的英国工业配理想啊？还是那群跑到北美清教徒的“耕者有其田、有形圣人教化、仁爱相亲”的复古配理想啊？
既然外部没有理想国。
大顺自己这边复古那一套，实际上也是摇摇欲坠——由内而外的扯犊子，大顺这边不正确；由外而内的关键，那些制度、典章等，一堆玩考据学的出书证明多半都他妈假的。
而且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大顺人口激增，复古一派无法解决一个问题：即，即便按照你们说的，王政复古了，井田了，人均3亩地，就算十一税都免了，你能保证吃饱了？
古人说，百亩之田、五口之家，人均二十亩地呢。你井田能复古，可你这人均20亩地怎么复古？只要一复古，就能变出来地？还是只要一复古，亩产立刻提升500%？
故而，对未来的设想、幻想、或者说可以在此时语言和物质条件下理解的不那么空的空想，也只剩下了刘玉那一套东西。
老马说：【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
而这套东西，此时说出来，太难懂。甚至其实放到后世，识字率普遍提升，对着这个望文生义理解的东西，和老马讲的生产关系的意思都不搭边。老马说的重点从不是纯粹生产，而是说生产关系和分配。
刘玉说一半、用一半，解决了一个大顺这边必须不能绕过去的问题——他把【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扭曲成了“粮食是为了填饱肚子，人们用粮食而不是爱粮食，所以工商业只是对粮食的一种分配”。
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解决了一直在理论上卡着大顺的“本末”问题。
虽然扭曲的连生产是为了生产这样的水平都没有。
但在此时，扭曲成这样反而是有利于传播的。
粮食是为了填饱肚子，人们用粮食而不是爱粮食，所以工商业只是对粮食的一种分配，这句话算得上是大顺发展工商业的“理论基础”，也算是大顺这边一种类似“重农主义”的东西。
这句话本身包含两个意思。
第一：谈分配，首先得生产。
第二：生产够了，工商业作为粮食分配手段，可以容下足够的人口。
这，才是刘玉鼓吹在大顺发展工商业的基础。
跑到古代，对着最基本的粮食都不够吃的皇帝，不提出一个基本的可自洽的逻辑，上来就勐吹萌芽、重商……多半会和面对着连绵不断农民起义的皇帝对着自鸣钟觉得这玩意儿是奇技淫巧差不多的结果。
老马说的很清楚了，商业资本，未必就一定会改变生产力。更大的可能，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下寄生，比如包买制、劫夺制等。
而这边重农轻商，又不是因为古人都是傻子，纯粹是因为早就发现商业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资本存在时候表现出的极强寄生性而已。
人家李悝的原话明明是说搞奢侈品会影响麻纺织业，而鼓励奢侈品是要出事的，结果被扣个重农轻商的帽子。托马斯·萌，说政府应该出台政策，抑制国内的奢侈品和浪费，这可不是无名小卒，他被《国富论》称作“成为其他一切商业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准则”。
桑弘羊多明显的重商主义倾向却被扣个重农轻商的帽子——啥叫重商主义？亚当·斯密描述的，英国沿海的牧民私自卖羊毛，抓到就砍手、再犯吊树上，那就叫重商主义；英国商船敢私自跑到好望角以东，抓到就直接击沉，货物和英国政府对半分，这才叫重商主义。
这边历朝历代把重商主义搞得相对来说靠近的，算是恨不得放个屁都收税、拉个屎都专卖的宋代。
拉个屎都专营管控，那才叫重商主义。
工商业不收税，国内玩自由贸易，那叫重农主义。
走到此时，生产力的发展，和宋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生产力更加发达，再搞宋代那种重商主义，已经玩不转了。这不是个简单的组织术问题、或者说政治构建倒退的问题，而是生产力发展到明中期那一步后，重商主义在国内已经完全搞不了了。
重农学派说“以中为师”，并不存粹是空想出个理想国。而是实实在在有这么回事的。
故而，在这种条件下，大顺的问题不是辩什么重商主义还是重农轻商，辩也不是不能辩，法国的重农主义学派，本质上就是轻商的——土地才产出价值，工商业吊毛都不是，只是把土地产出的东西变了个形状模样，毫无价值，所以压根不用管他们。都已经“毫无价值”了，这还不叫轻商？
这种辞藻大于实质的争论，在大顺毫无意义。
真正有意义的，是怎么改变“商业资本老琢磨着寄生在旧体系上”的问题。引导商业资本丧失其独立性，成为资本社会的“资本”这个生产要素的一部分——黑马是马，而不是白马是白马、黑马是黑马。
而解决的最终方案，换句话说，叫“资本的平均利润率”的问题。
那么，从这一套上，也一样能推出大顺内部的问题——均田。
怎么解决买地囤地收租的利润过高的问题？
刘玉没这个本事，最终解决方案是工业极其发达、种地不补贴根本赔的裤衩都输光，那是治标治本的解决方案。
显然，刘玉肯定没这个本事。而且，1860年，英国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力，制霸七海，以至于工人都贵族化的时候，全世界的市场，对印度极致的压榨，一共养了几个工人贵族？不要说全国那接近世界五分之二的人口，只说够不够大顺一个山东省的人口？
那既然没这个本事，换个思路行不行？
不能解决商业资本往耕地上跑的问题、或者说工业资本的平均利润率比不过买地收租。
那么，均田后，搞天朝田亩制度，禁止土地买卖，行不行？
的确，兼并土地的收益率高，那么直接出行政命令，禁止兼并行不行？
既然说，英国能靠棉布禁令、爱尔兰羊毛法、商品列举法、航海法等，把本国的棉纺织业搞出来，搞成工业革命的支柱力量。
那么，大顺靠田亩制度，让资本禁止往耕地上流，让商业资本而是往工业上流，最终通过工业发展，消灭商业资本这个单独存在的东西，让黑马变成马，日后白马、黑马、黄马，哪个快骑哪个，从而逼出来一套让世界其余国家绝望的工业力量，行不行？
实质上，刘玉的工商业未来的思路，一直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的。
只不过，为了达到目标，走看起来最短的直线，在现有条件下，恰恰是最艰难的。
所以，他才曲线绕圈，故意曲解老马说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里面所阐述的生产关系和分配的关系。
扭曲成“粮食是为了填饱肚子，人们用粮食而不是爱粮食，所以工商业只是对粮食的一种分配”。
由皇帝最担忧的造反问题、江山不稳的问题为出发点，从“人吃不上饭可能会造反”这个经济学基本不说的道理出发，把粮食和工商业发展绑定在一起，混淆视听。
随后的改革，刘玉让大顺的农业生产力提升了吗？
实际上，刨除掉黄淮水患的因素，基本上没提升。
那为啥几乎一年一赈的苏北地区不需要赈济了？
因为大顺造舰、军改，所以朝鲜、日本、南洋的可作为商品的稻米，都可以算作大顺的稻米。
于是在军舰和刺刀的支撑下，刘玉似乎给大顺的许许多多人展示出他的话，是对的——工商业，真的能吃饱。
这句话的本质，是对外扩张、殖民，确实能解决吃饭问题。
但是，用的是工商业的掩护和混淆。
他为什么非要先造舰、军改、扩张？而不是在大顺内部，上来就辩经否定“重农轻商”、“重本逐末”？
因为他上过小学，算了算，按照人均560斤粮食的联合国定的温饱线，就大顺现在的人口、耕地、亩产、技术水平，绝对会狂打他的脸。
并且他也清楚，在18世纪，东亚和西欧的生产力水平，绝不是东亚生产力落后，不闭关锁国就会被生产力发达的欧洲冲死。这纯粹是刻舟求剑，拿20世纪初的剑，划18世纪的船。
真正的问题，是欧洲的商业资本，反动透顶，想吃独食。欧洲的手工业，阻碍进步，非要出台各种限制令。
所以，要分析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分析问题都分析错了，多半会得出一个错误答桉。
既然分析问题的思路对了，那么怎么才能爆锤欧洲反动的商业资本？怎么才能废止英国阻碍自由贸易的行政法令、商品列举法审查？
造舰。
造舰、下南洋、伐日本、打一战，一气呵成，反过来又验证了刘玉在大顺的“预言”——工业是未来。
虽然，这相当于是拿黑马跑赢了黄牛，来证明黑色比黄的快——比如说，四十多年前，大顺的棉布生产水平并么有显着的提升，但却明显改善了松苏地区的生活水平。刘玉借此大谈工商业的伟大意义，但仔细想想，松苏纺织从业者生活水平第一次提升，貌似和工商业关系并不大，而纯粹是大顺造舰下南洋，爆锤了荷兰，抢夺了由荷兰开拓的南洋棉布市场，由此毁灭了苏拉特的棉纺织业、顺带抢到了南洋的稻米大宗定价权……
但是，刘玉非说黑马跑赢了黄牛，是黑色比黄的快，至少他是这么解释的。于是，这也让大顺内的很多人，确信未来还有工商业发展这条路，刘玉说的工商业是分配粮食的一种手段不无道理，貌似也说得通。
既如此，好像未来真的可以照着工商业容纳上亿人口的思路，朝前走。而不是困在李刚主等辈一直绕不出的“工商业容纳不了那么多非农业人口咋办”的绝望。
这个“先知”，此时确定已死。
并且这个“先知”，一生为臣，但在不问世事从赤松子游之前，却说了一些明显超越了“臣子”这个范畴的关键的话，并且留下了文字的东西。
并且，这个“先知”，在不问世事之前，留下的文字东西的最后所有者，便是此时的皇帝。
而此时的皇帝，年事已高、焦头烂额。
当然，大顺这边可能并不太熟悉“先知”这套东西。
那么，换个说法。
王莽改制前，忽然出现的《周官》等一系列“圣人所作、但被焚书坑儒都烧没了、幸而在墙缝中有一套而得以现世”的东西，有啥区别？
王莽说，这就是圣人先王的制度。周公还能从坟里跳出来，否认三连：我没有、我不是、别瞎说。
王安石说，不是儒家才是政治正确吗？好啊，我用《周礼》改制，你们反对能怎么办？你苏子由也只能写文章，先证明《周礼》是伪书、不可信，然后才能在理论上反驳我。否则，理论上我就是正确的。
只不过。
人的寿命太短、而过去的历史又太漫长、考古学也不发达——至少在事死如事生的这边，你去挖人家祖坟、或者去刨人家陵墓，肯定是不行的。
故而，这边过去能、也只能，托古改制。
包括说，欧洲那边，新教徒、清教徒……实际上，原教旨这个词，本来就是形容他们的。理论上讲，大顺这边至少和天主教还能聊一聊，但和新教清教这群原教派，那真是一点聊的可能都没有……故而其实他们也算是托古改制。
到启蒙时代，托古改制，在欧洲实际上已经走不通了。因为……托古，只能往圣经上托。而启蒙时代，圣经本身已经快要圆不上了。
于是，只能选择“现实存在的理想国”、“托东改制”、“借外讽内”、“构建出一个现实存在，但一般人看不到摸不着、一旦亲眼看到或者触碰就会破碎的理想国”这一套。
但显然，这套东西，在大顺是不可能用的，也根本没法用。
因为大顺不久前才打赢了一战，并且也完成了环球航行，于是地球多大已经确定、现存的国家里没有一个有资格当理想国的——是都1750年了，居然加上休耕才种1收6.3实则等于年均春种一颗种、秋收三粒麦的法国农业配理想啊？还是和印度都玩不起要考行政命令禁止穿棉布才能撑得住的英国工业配理想啊？还是那群跑到北美清教徒的“耕者有其田、有形圣人教化、仁爱相亲”的复古配理想啊？
既然外部没有理想国。
大顺自己这边复古那一套，实际上也是摇摇欲坠——由内而外的扯犊子，大顺这边不正确；由外而内的关键，那些制度、典章等，一堆玩考据学的出书证明多半都他妈假的。
而且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大顺人口激增，复古一派无法解决一个问题：即，即便按照你们说的，王政复古了，井田了，人均3亩地，就算十一税都免了，你能保证吃饱了？
古人说，百亩之田、五口之家，人均二十亩地呢。你井田能复古，可你这人均20亩地怎么复古？只要一复古，就能变出来地？还是只要一复古，亩产立刻提升500%？
故而，对未来的设想、幻想、或者说可以在此时语言和物质条件下理解的不那么空的空想，也只剩下了刘玉那一套东西。
老马说：【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
而这套东西，此时说出来，太难懂。甚至其实放到后世，识字率普遍提升，对着这个望文生义理解的东西，和老马讲的生产关系的意思都不搭边。老马说的重点从不是纯粹生产，而是说生产关系和分配。
刘玉说一半、用一半，解决了一个大顺这边必须不能绕过去的问题——他把【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扭曲成了“粮食是为了填饱肚子，人们用粮食而不是爱粮食，所以工商业只是对粮食的一种分配”。
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解决了一直在理论上卡着大顺的“本末”问题。
虽然扭曲的连生产是为了生产这样的水平都没有。
但在此时，扭曲成这样反而是有利于传播的。
粮食是为了填饱肚子，人们用粮食而不是爱粮食，所以工商业只是对粮食的一种分配，这句话算得上是大顺发展工商业的“理论基础”，也算是大顺这边一种类似“重农主义”的东西。
这句话本身包含两个意思。
第一：谈分配，首先得生产。
第二：生产够了，工商业作为粮食分配手段，可以容下足够的人口。
这，才是刘玉鼓吹在大顺发展工商业的基础。
跑到古代，对着最基本的粮食都不够吃的皇帝，不提出一个基本的可自洽的逻辑，上来就勐吹萌芽、重商……多半会和面对着连绵不断农民起义的皇帝对着自鸣钟觉得这玩意儿是奇技淫巧差不多的结果。
老马说的很清楚了，商业资本，未必就一定会改变生产力。更大的可能，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下寄生，比如包买制、劫夺制等。
而这边重农轻商，又不是因为古人都是傻子，纯粹是因为早就发现商业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资本存在时候表现出的极强寄生性而已。
人家李悝的原话明明是说搞奢侈品会影响麻纺织业，而鼓励奢侈品是要出事的，结果被扣个重农轻商的帽子。托马斯·萌，说政府应该出台政策，抑制国内的奢侈品和浪费，这可不是无名小卒，他被《国富论》称作“成为其他一切商业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准则”。
桑弘羊多明显的重商主义倾向却被扣个重农轻商的帽子——啥叫重商主义？亚当·斯密描述的，英国沿海的牧民私自卖羊毛，抓到就砍手、再犯吊树上，那就叫重商主义；英国商船敢私自跑到好望角以东，抓到就直接击沉，货物和英国政府对半分，这才叫重商主义。
这边历朝历代把重商主义搞得相对来说靠近的，算是恨不得放个屁都收税、拉个屎都专卖的宋代。
拉个屎都专营管控，那才叫重商主义。
工商业不收税，国内玩自由贸易，那叫重农主义。
走到此时，生产力的发展，和宋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生产力更加发达，再搞宋代那种重商主义，已经玩不转了。这不是个简单的组织术问题、或者说政治构建倒退的问题，而是生产力发展到明中期那一步后，重商主义在国内已经完全搞不了了。
重农学派说“以中为师”，并不存粹是空想出个理想国。而是实实在在有这么回事的。
故而，在这种条件下，大顺的问题不是辩什么重商主义还是重农轻商，辩也不是不能辩，法国的重农主义学派，本质上就是轻商的——土地才产出价值，工商业吊毛都不是，只是把土地产出的东西变了个形状模样，毫无价值，所以压根不用管他们。都已经“毫无价值”了，这还不叫轻商？
这种辞藻大于实质的争论，在大顺毫无意义。
真正有意义的，是怎么改变“商业资本老琢磨着寄生在旧体系上”的问题。引导商业资本丧失其独立性，成为资本社会的“资本”这个生产要素的一部分——黑马是马，而不是白马是白马、黑马是黑马。
而解决的最终方案，换句话说，叫“资本的平均利润率”的问题。
那么，从这一套上，也一样能推出大顺内部的问题——均田。
怎么解决买地囤地收租的利润过高的问题？
刘玉没这个本事，最终解决方案是工业极其发达、种地不补贴根本赔的裤衩都输光，那是治标治本的解决方案。
显然，刘玉肯定没这个本事。而且，1860年，英国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力，制霸七海，以至于工人都贵族化的时候，全世界的市场，对印度极致的压榨，一共养了几个工人贵族？不要说全国那接近世界五分之二的人口，只说够不够大顺一个山东省的人口？
那既然没这个本事，换个思路行不行？
不能解决商业资本往耕地上跑的问题、或者说工业资本的平均利润率比不过买地收租。
那么，均田后，搞天朝田亩制度，禁止土地买卖，行不行？
的确，兼并土地的收益率高，那么直接出行政命令，禁止兼并行不行？
既然说，英国能靠棉布禁令、爱尔兰羊毛法、商品列举法、航海法等，把本国的棉纺织业搞出来，搞成工业革命的支柱力量。
那么，大顺靠田亩制度，让资本禁止往耕地上流，让商业资本而是往工业上流，最终通过工业发展，消灭商业资本这个单独存在的东西，让黑马变成马，日后白马、黑马、黄马，哪个快骑哪个，从而逼出来一套让世界其余国家绝望的工业力量，行不行？
实质上，刘玉的工商业未来的思路，一直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的。
只不过，为了达到目标，走看起来最短的直线，在现有条件下，恰恰是最艰难的。
所以，他才曲线绕圈，故意曲解老马说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里面所阐述的生产关系和分配的关系。
扭曲成“粮食是为了填饱肚子，人们用粮食而不是爱粮食，所以工商业只是对粮食的一种分配”。
由皇帝最担忧的造反问题、江山不稳的问题为出发点，从“人吃不上饭可能会造反”这个经济学基本不说的道理出发，把粮食和工商业发展绑定在一起，混淆视听。
随后的改革，刘玉让大顺的农业生产力提升了吗？
实际上，刨除掉黄淮水患的因素，基本上没提升。
那为啥几乎一年一赈的苏北地区不需要赈济了？
因为大顺造舰、军改，所以朝鲜、日本、南洋的可作为商品的稻米，都可以算作大顺的稻米。
于是在军舰和刺刀的支撑下，刘玉似乎给大顺的许许多多人展示出他的话，是对的——工商业，真的能吃饱。
这句话的本质，是对外扩张、殖民，确实能解决吃饭问题。
但是，用的是工商业的掩护和混淆。
他为什么非要先造舰、军改、扩张？而不是在大顺内部，上来就辩经否定“重农轻商”、“重本逐末”？
因为他上过小学，算了算，按照人均560斤粮食的联合国定的温饱线，就大顺现在的人口、耕地、亩产、技术水平，绝对会狂打他的脸。
并且他也清楚，在18世纪，东亚和西欧的生产力水平，绝不是东亚生产力落后，不闭关锁国就会被生产力发达的欧洲冲死。这纯粹是刻舟求剑，拿20世纪初的剑，划18世纪的船。
真正的问题，是欧洲的商业资本，反动透顶，想吃独食。欧洲的手工业，阻碍进步，非要出台各种限制令。
所以，要分析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分析问题都分析错了，多半会得出一个错误答桉。
既然分析问题的思路对了，那么怎么才能爆锤欧洲反动的商业资本？怎么才能废止英国阻碍自由贸易的行政法令、商品列举法审查？
造舰。
造舰、下南洋、伐日本、打一战，一气呵成，反过来又验证了刘玉在大顺的“预言”——工业是未来。
虽然，这相当于是拿黑马跑赢了黄牛，来证明黑色比黄的快——比如说，四十多年前，大顺的棉布生产水平并么有显着的提升，但却明显改善了松苏地区的生活水平。刘玉借此大谈工商业的伟大意义，但仔细想想，松苏纺织从业者生活水平第一次提升，貌似和工商业关系并不大，而纯粹是大顺造舰下南洋，爆锤了荷兰，抢夺了由荷兰开拓的南洋棉布市场，由此毁灭了苏拉特的棉纺织业、顺带抢到了南洋的稻米大宗定价权……
但是，刘玉非说黑马跑赢了黄牛，是黑色比黄的快，至少他是这么解释的。于是，这也让大顺内的很多人，确信未来还有工商业发展这条路，刘玉说的工商业是分配粮食的一种手段不无道理，貌似也说得通。
既如此，好像未来真的可以照着工商业容纳上亿人口的思路，朝前走。而不是困在李刚主等辈一直绕不出的“工商业容纳不了那么多非农业人口咋办”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