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一一章 死与复仇（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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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暗示，身处此时此刻；以及过去几十年的英法几度战争；且敦刻尔克被拆了又建、建了又拆的的历史，让德·拉·克鲁很容易就理解了大顺这边的示好和诚意。
在确信大顺这边一定会选择把英国俘虏送回英国、对英国国内进行“战争亲历者传播恐慌”的策略后，德·拉·克鲁也没再继续争辩。
本身，土伦舰队就没几条船了。
大顺这边出了个亲王，法国这边来了个刚晋升不久的中将，本身地位就是不均等的。
既然是帝国时代,那么彼此的王冠、皇冠总得彼此承认。法国派他来，本身就是把地中海的战争指挥权交到了大顺手里，德·拉·克鲁也没得争。
于是他立刻派人，将直布罗陀获胜的消息，传递回巴黎，并且附上了大顺这边的意思。
这种事，还是交给舒瓦瑟尔公爵，或者国王的国王之友小圈子吧。
不过,德·拉·克鲁还是觉得挺欣慰的：最起码，大顺在敦刻尔克问题上的态度，表明了两边的分歧虽然存在，但核心利益上似乎并无分歧，那便证明还可以继续合作下去。
这件事定下来后，德·拉·克鲁就去准备了。
大顺这边的高阶军官，也没有去看清点俘虏之类的事，而是继续在直布罗陀的石山上，看地中海的江山，心情激荡，感慨万千。
李欗回身望了望远处硝烟尚未散尽的战场，忽然道：“你们还记得,第一次听到直布罗陀、还有我刚才谈的敦刻尔克的事，是什么时候吗？”
大顺的这些高阶军官,作为基本上同期的同窗,几乎给出了一个基本一致的答案。
“是在威海的时候。兴国公讲欧洲局势、讲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讲布伦海姆之战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是膛线枪的木托子弹刚研究出来的时候吧？国公在讲一些战术性的变革,讲武器、科技、阵法、战术的相互关系？”
陈青海给出了一个准确的答案，其余人也都纷纷点头，道：“是的，就是这次。”
那一次，李欗当然也在。
回忆起来，众人回头看看战场，纷纷吐出一口气，似乎在纪念着一个时代的逝去。
既是他们曾经一起在威海训练的年轻时候的日子，自己的青春时代。
也是看到战场上这一幕，想到了当初刘钰关于“时代在不断变化”的那番话，虽然只是战术意义上的“时代在变”，可与当初的那番话对应一下，却能深刻地感受到时代的变迁。
当时在威海。
刘钰只是在拿到研制出来的木托子弹膛线枪后，转述了一下恩格斯对布伦海姆之战的评价——毕竟，那是个能负责编写大百科全书上的军事条目的强人，老恩的评价，自是相当到位的。
【这次会战从战术观点来看具有特殊的意义。】
【它极其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的战术同现代战术之间的巨大差别。同一种情况，即两翼前有两个居民点,这在今天会被认为是防御阵地的最有利的条件之一,而对于十八世纪的军队却成了失败的原因。】
【在当时，步兵完全不适于进行具有明显的非正规性质的散兵战，而在今天，散兵战却能使精锐部队防守的砖石房屋居民点成为几乎不可攻克的。】
言简意赅地描述了散兵战术、线列战术，在面对相同的战场、相同的环境下，完全不同的情况。
大顺在直布罗陀的这一仗，实际上也算是对恩格斯这番评价的实体展示：
线列兵时代，和散兵时代，其防御战术、防御体系、壕沟战术，是有代差的。
大顺的散兵，少量的散兵，在壕沟、环形工事、砖石据点防御中，顶住了以线列战术攻击的数倍英军。
直布罗陀之战，从双方伤亡来看，并不算一场大战。
但东西方的战术体系，在此交汇，真正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包括已经自杀的约翰·莫当特，都已经看出来了一些问题。
旧时代，或者说，纯粹的线列横队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棱堡时代，也已经快要结束了。
时代在变，一场新的战术变革，即将拉开，谁跟不上，谁就会失败。
开花弹、散兵、以及作为过渡的纵队冲击战术、壕沟防御的兵力梯次配置、膛线枪的比例增加……等等这些，即便还做不到立刻让战术体系重写。
但至少，新时代的曙光已经浮现。
防御一方的约翰·莫当特，临死之前，写给伦敦的建言，写到了时代变了。
而进攻一方的大顺军官们，作为胜利者，也切身体会了一把时代的变化。
方阵在开花弹前不堪一击。
线列进攻在散兵战术面前损失惨重。
没有盖顶的棱堡，密集的线列兵战术、距离被彻底淘汰，只剩下一种能承受更高膛压的炮管、和一种更为安全的引信，以及一种更为便宜的拉膛线的机器。
在这一战之前，“我们和欧洲真正的军事强国，到底孰强孰弱、大顺的战术体系是否是正确的”，这样的疑问，一直萦绕在大顺的这些高阶军官的头顶。
南洋之战，打的是衰落的荷兰，而且基本没有啥像样的战斗。
印度之战，那纯是以多欺少，拉出去一万五六千的大军、将近十倍的火炮。
直到直布罗陀之战，算是和英军的常备军交手，结果就是不管是进攻方还是防御方，都得出了结论：战术体系，恐怕又要发生一次变化。
一众军官们感叹于时代变化的太快。
这种感觉很微妙，并不是说松苏开始冒出煤烟和蒸汽的那种。
他们作为军人，站在军事的角度上，也能深刻体会到这种飞速的变化。
他们小时候，大顺的军事体系、战术体系，是什么样的，他们当然知晓。因为他们不是达官显贵之子，就是良家子体系的世兵。
等着军改开始，大顺开始装备燧发枪和刺刀，开始整合炮兵，以炮兵、方阵、线列、齐射，来决胜。
从阿尔泰山，打到日本，再打到南洋。
然后，不过短短十几年，膛线枪木托子弹、散兵和骑炮配合反骑兵、散兵加纵队冲锋、开花弹、虎蹲炮复兴、防御战壕沟批次部署兵力等等新的战术，又开始推广。
这些人对于“时代在不断变化，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的认识，应该说，以一种不得不的形式，不断加深强化。
仅仅从战术上，他们已经送走了两个时代。
联想到此时大顺国内发生的种种变化，难免不会让他们生出诸多的感叹。
当“变化”本身不再叫人感觉到“不适应”的时候，那么，怎么变化，变成什么样，也就逐渐叫人不会觉得有什么“理所当然不对”的理所当然感。
虽然他们感触变化的方式，只是通过战争。
但关键是他们潜移默化接受的三观，使得他们对于“变”的认知，是一种非常别扭的认知，建立起了一种在这个时代看起来非常奇葩的认知方式：一定是因为甲的改变，所以乙才变成了这个样子；乙变成了这个样子，本质上是甲发生了变化。
比如，战术的改变，是因为武器的变化。
武器发生了变化，而战术不变，就会遇到排着队列阵，冲击膛线枪和开花弹防御阵地的场景，就会引发惨败。
这种认知，狭隘的去看，倒是问题不大，狭隘的看就是军改而已，
但对于大顺而言，真正的大问题，是这一整批广义新学派系的人，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三观影响：什么是基础、什么是上层建筑或者叫表象。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就要变，否则就要塌。
从各种各样的事情中，破除了各种各样的神圣性。
军官们从战术变革中，破除了过去的许多神圣性，把战术变为一种无趣的学问，与武器、士气、军饷等等一一对应的无趣的学问。不再有什么是不可变、不可改、不可易的。
商人们从贸易变革中，破除了过去的许多神圣性，把出海远航变为了一种无趣的学问，与风向、经纬、洋流、太阳、地球、时间等一一对应的无趣的学问。不再有什么是不可更改的，从神明到口口相传的禁忌，种种被赋予神圣的东西都被砸碎了。
甚至一些官员，在松苏的改革中，也破除了过去的许多神圣性，把征税发展变为了一种无趣的学问，与利息、利率、土地收益、兼并倾向、白银买地还是干工商取决于回报、溺婴和纺织业之关系等一一对应的无趣的、没有道德的、没有人味儿的学问——比如松苏溺婴问题的改变，靠的是纺织业发展，和残酷无比的“包身工”、“灵巧手指的童工”和“女人上工的工资由父母或者公婆代领一半”等和没有进行文化的革命下的封建伦理和封建道德现实对应的极端黑暗政策。
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无非是这些军官们感触最深而已。
这批大顺海陆军体系内都算是高阶军官的军官，自然不会因为一场三五千人规模的战斗，就大发感慨。
但这场战斗背后的时代变迁，让他们感慨莫名。
也正是许多年前，关于膛线枪问题所引发的散兵战术、线列战术、纵队冲锋过度等战术问题的那场讨论，使得此时的李欗，知道了敦刻尔克这个法国的伤疤，知道了法国的一些情况。
并且在共情之后，提出了这么一个向法国示好、维系同盟关系和互相信任的提议。
感叹与追忆之后，李欗点了陈青海的名字，说道：“此番去伦敦，外交那边由齐国公家里的田平，他当初就被送到了英国做公使，对这边熟悉，也算是国公早年帮忙给他铺了个建功立业的路。当初谁想着最终最风光、最能建功的大使是去英国，而不是去罗刹、法国？”
“军队这边，既是去震慑的，也是要镇得住场子，你带队过去吧。我估计，法国那边，至少也得派个有爵位的。咱们这边的人，级别也得能镇得住，有些东西才是。也算是看看英国那边的海军，我们在这边打仗交手的时候，你还在好望角，我估计多半是打不起来大海战了，你也正好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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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暗示，身处此时此刻；以及过去几十年的英法几度战争；且敦刻尔克被拆了又建、建了又拆的的历史，让德·拉·克鲁很容易就理解了大顺这边的示好和诚意。
在确信大顺这边一定会选择把英国俘虏送回英国、对英国国内进行“战争亲历者传播恐慌”的策略后，德·拉·克鲁也没再继续争辩。
本身，土伦舰队就没几条船了。
大顺这边出了个亲王，法国这边来了个刚晋升不久的中将，本身地位就是不均等的。
既然是帝国时代,那么彼此的王冠、皇冠总得彼此承认。法国派他来，本身就是把地中海的战争指挥权交到了大顺手里，德·拉·克鲁也没得争。
于是他立刻派人，将直布罗陀获胜的消息，传递回巴黎，并且附上了大顺这边的意思。
这种事，还是交给舒瓦瑟尔公爵，或者国王的国王之友小圈子吧。
不过,德·拉·克鲁还是觉得挺欣慰的：最起码，大顺在敦刻尔克问题上的态度，表明了两边的分歧虽然存在，但核心利益上似乎并无分歧，那便证明还可以继续合作下去。
这件事定下来后，德·拉·克鲁就去准备了。
大顺这边的高阶军官，也没有去看清点俘虏之类的事，而是继续在直布罗陀的石山上，看地中海的江山，心情激荡，感慨万千。
李欗回身望了望远处硝烟尚未散尽的战场，忽然道：“你们还记得,第一次听到直布罗陀、还有我刚才谈的敦刻尔克的事，是什么时候吗？”
大顺的这些高阶军官,作为基本上同期的同窗,几乎给出了一个基本一致的答案。
“是在威海的时候。兴国公讲欧洲局势、讲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讲布伦海姆之战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是膛线枪的木托子弹刚研究出来的时候吧？国公在讲一些战术性的变革,讲武器、科技、阵法、战术的相互关系？”
陈青海给出了一个准确的答案，其余人也都纷纷点头，道：“是的，就是这次。”
那一次，李欗当然也在。
回忆起来，众人回头看看战场，纷纷吐出一口气，似乎在纪念着一个时代的逝去。
既是他们曾经一起在威海训练的年轻时候的日子，自己的青春时代。
也是看到战场上这一幕，想到了当初刘钰关于“时代在不断变化”的那番话，虽然只是战术意义上的“时代在变”，可与当初的那番话对应一下，却能深刻地感受到时代的变迁。
当时在威海。
刘钰只是在拿到研制出来的木托子弹膛线枪后，转述了一下恩格斯对布伦海姆之战的评价——毕竟，那是个能负责编写大百科全书上的军事条目的强人，老恩的评价，自是相当到位的。
【这次会战从战术观点来看具有特殊的意义。】
【它极其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的战术同现代战术之间的巨大差别。同一种情况，即两翼前有两个居民点,这在今天会被认为是防御阵地的最有利的条件之一,而对于十八世纪的军队却成了失败的原因。】
【在当时，步兵完全不适于进行具有明显的非正规性质的散兵战，而在今天，散兵战却能使精锐部队防守的砖石房屋居民点成为几乎不可攻克的。】
言简意赅地描述了散兵战术、线列战术，在面对相同的战场、相同的环境下，完全不同的情况。
大顺在直布罗陀的这一仗，实际上也算是对恩格斯这番评价的实体展示：
线列兵时代，和散兵时代，其防御战术、防御体系、壕沟战术，是有代差的。
大顺的散兵，少量的散兵，在壕沟、环形工事、砖石据点防御中，顶住了以线列战术攻击的数倍英军。
直布罗陀之战，从双方伤亡来看，并不算一场大战。
但东西方的战术体系，在此交汇，真正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包括已经自杀的约翰·莫当特，都已经看出来了一些问题。
旧时代，或者说，纯粹的线列横队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棱堡时代，也已经快要结束了。
时代在变，一场新的战术变革，即将拉开，谁跟不上，谁就会失败。
开花弹、散兵、以及作为过渡的纵队冲击战术、壕沟防御的兵力梯次配置、膛线枪的比例增加……等等这些，即便还做不到立刻让战术体系重写。
但至少，新时代的曙光已经浮现。
防御一方的约翰·莫当特，临死之前，写给伦敦的建言，写到了时代变了。
而进攻一方的大顺军官们，作为胜利者，也切身体会了一把时代的变化。
方阵在开花弹前不堪一击。
线列进攻在散兵战术面前损失惨重。
没有盖顶的棱堡，密集的线列兵战术、距离被彻底淘汰，只剩下一种能承受更高膛压的炮管、和一种更为安全的引信，以及一种更为便宜的拉膛线的机器。
在这一战之前，“我们和欧洲真正的军事强国，到底孰强孰弱、大顺的战术体系是否是正确的”，这样的疑问，一直萦绕在大顺的这些高阶军官的头顶。
南洋之战，打的是衰落的荷兰，而且基本没有啥像样的战斗。
印度之战，那纯是以多欺少，拉出去一万五六千的大军、将近十倍的火炮。
直到直布罗陀之战，算是和英军的常备军交手，结果就是不管是进攻方还是防御方，都得出了结论：战术体系，恐怕又要发生一次变化。
一众军官们感叹于时代变化的太快。
这种感觉很微妙，并不是说松苏开始冒出煤烟和蒸汽的那种。
他们作为军人，站在军事的角度上，也能深刻体会到这种飞速的变化。
他们小时候，大顺的军事体系、战术体系，是什么样的，他们当然知晓。因为他们不是达官显贵之子，就是良家子体系的世兵。
等着军改开始，大顺开始装备燧发枪和刺刀，开始整合炮兵，以炮兵、方阵、线列、齐射，来决胜。
从阿尔泰山，打到日本，再打到南洋。
然后，不过短短十几年，膛线枪木托子弹、散兵和骑炮配合反骑兵、散兵加纵队冲锋、开花弹、虎蹲炮复兴、防御战壕沟批次部署兵力等等新的战术，又开始推广。
这些人对于“时代在不断变化，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的认识，应该说，以一种不得不的形式，不断加深强化。
仅仅从战术上，他们已经送走了两个时代。
联想到此时大顺国内发生的种种变化，难免不会让他们生出诸多的感叹。
当“变化”本身不再叫人感觉到“不适应”的时候，那么，怎么变化，变成什么样，也就逐渐叫人不会觉得有什么“理所当然不对”的理所当然感。
虽然他们感触变化的方式，只是通过战争。
但关键是他们潜移默化接受的三观，使得他们对于“变”的认知，是一种非常别扭的认知，建立起了一种在这个时代看起来非常奇葩的认知方式：一定是因为甲的改变，所以乙才变成了这个样子；乙变成了这个样子，本质上是甲发生了变化。
比如，战术的改变，是因为武器的变化。
武器发生了变化，而战术不变，就会遇到排着队列阵，冲击膛线枪和开花弹防御阵地的场景，就会引发惨败。
这种认知，狭隘的去看，倒是问题不大，狭隘的看就是军改而已，
但对于大顺而言，真正的大问题，是这一整批广义新学派系的人，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三观影响：什么是基础、什么是上层建筑或者叫表象。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就要变，否则就要塌。
从各种各样的事情中，破除了各种各样的神圣性。
军官们从战术变革中，破除了过去的许多神圣性，把战术变为一种无趣的学问，与武器、士气、军饷等等一一对应的无趣的学问。不再有什么是不可变、不可改、不可易的。
商人们从贸易变革中，破除了过去的许多神圣性，把出海远航变为了一种无趣的学问，与风向、经纬、洋流、太阳、地球、时间等一一对应的无趣的学问。不再有什么是不可更改的，从神明到口口相传的禁忌，种种被赋予神圣的东西都被砸碎了。
甚至一些官员，在松苏的改革中，也破除了过去的许多神圣性，把征税发展变为了一种无趣的学问，与利息、利率、土地收益、兼并倾向、白银买地还是干工商取决于回报、溺婴和纺织业之关系等一一对应的无趣的、没有道德的、没有人味儿的学问——比如松苏溺婴问题的改变，靠的是纺织业发展，和残酷无比的“包身工”、“灵巧手指的童工”和“女人上工的工资由父母或者公婆代领一半”等和没有进行文化的革命下的封建伦理和封建道德现实对应的极端黑暗政策。
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无非是这些军官们感触最深而已。
这批大顺海陆军体系内都算是高阶军官的军官，自然不会因为一场三五千人规模的战斗，就大发感慨。
但这场战斗背后的时代变迁，让他们感慨莫名。
也正是许多年前，关于膛线枪问题所引发的散兵战术、线列战术、纵队冲锋过度等战术问题的那场讨论，使得此时的李欗，知道了敦刻尔克这个法国的伤疤，知道了法国的一些情况。
并且在共情之后，提出了这么一个向法国示好、维系同盟关系和互相信任的提议。
感叹与追忆之后，李欗点了陈青海的名字，说道：“此番去伦敦，外交那边由齐国公家里的田平，他当初就被送到了英国做公使，对这边熟悉，也算是国公早年帮忙给他铺了个建功立业的路。当初谁想着最终最风光、最能建功的大使是去英国，而不是去罗刹、法国？”
“军队这边，既是去震慑的，也是要镇得住场子，你带队过去吧。我估计，法国那边，至少也得派个有爵位的。咱们这边的人，级别也得能镇得住，有些东西才是。也算是看看英国那边的海军，我们在这边打仗交手的时候，你还在好望角，我估计多半是打不起来大海战了，你也正好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