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零八章 死与复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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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但两边根本性的分歧并未得到任何程度的解决。
送俘虏回伦敦，这件事本身，可以有各种不同意思的解读。
事情就是这么事儿。
不加感情的描述，就是“中法联军攻克了直布罗陀，把俘虏送还英国”。
但，做事，尤其是这种国家之间的外交与博弈，是不可能不加感情的。
送俘虏这件事，可以加上多种不同的含义。
可以是恐吓：
听听这些俘虏们，经历了怎样的地狱般的三个月？听听这些俘虏们，是如何描述窜天猴所引发的直布罗陀火狱的？听听这些俘虏们，是如何评价大顺最后用炮兵轰击他们方阵的血腥？
也可以是示好：
我把俘虏送回去了，咱们之间可以和谈了，我展现了我足够的诚意；我把俘虏送回去了，咱们两国之间可以单独媾和了，神罗内的事你们以后别掺和了，我来当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仲裁者，你们汉诺威的这个帽子可以扔了；我把俘虏送回去了，咱们之间其实真没必要继续打下去了，你的财政受不了，我也受不了了……
就像是后世的一些体育比赛一样。
可以是单纯的足球、单纯的乒乓球的体育竞技。
但也可能，某场球赛的结果，引发了一场死亡几千几万人的战争；也有可能，一场球赛，引发了两个敌对国家的外交破冰。
送还俘虏这件事，本身是单纯的，但却可以赋予许多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政治意义。
中法两国的同盟，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只不过，在大顺正式出兵之前、在大顺的舰队与直布罗陀击败了爱德华·博斯克恩的舰队之前，法国无路可走，不得不和大顺的外交官“相谈甚欢”。
然而，一旦直布罗陀被攻克，中法之间的分歧，也就是关于“如何结束这场战争、战后的条约怎么签”的问题上的分歧，也就不可能再其乐融融、搁置分歧。
两者分歧的根本原因，是中法两国生产力的巨大区别。
这个区别……
简单来说，以英国的《航海条例》为例。
是反对【英国】的《航海条例》？
还是反对英国的【《航海条例》】？
精炼后的重点，是反对英国？还是反对《航海条例》不管他是哪国的？
这个“重音”放在哪的区别，推广开来，超脱狭隘的《航海条例》，就是中法之间关于战后分赃的分歧所在了。
而战后分赃的分歧，终究还是要看这场战争打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样的状态结束，才能确定最后和谈的时候能拿到什么样的条件。
大顺的新学一系，是否理解大顺到底想要什么？到底要干什么？到底需要达成什么样的条件？
其实，他们是知道的。
虽然他们未必十分精通，亦或者他们未必能够全然理解大顺的诸多要求和条件其原因和目的。
但是，按照他们所接受的意识形态教育，只需要略加给他们一点提点，他们就能理解这背后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本质，是他们所接受的意识形态教育下的世界观下的本质。
就是类似于“羊跪乳、鸦反哺”之类的事，不同的三观和意识形态，所看到的“羊跪乳”的本质是不同的。
有的三观，毫无人味儿：因为站着喝不得劲，所以跪着喝。为什么站着喝不得劲？因为小羊出生就长得高。为什么小羊出生就不小，而人出生还需要父母家庭照顾？因为羊这玩意儿没有社会性，出生就可能被狮子饿狼吃了，小羊只能长的大一点再出生，所以出生就高方便跑，不然就得被吃了，长着长着就只能跪着喝奶了，要不不得劲，这就好比你没有葫芦瓢，那你在溪边河水的时候不跪下来把嘴塞溪水里喝？
有的三观，则温情脉脉：因为小羊孝顺，孝是天地至理，所以小羊也知道要跪着喝奶。
很显然，大顺这群新学一系的人，学的都是些“全无人味儿”的道理——这也就是大顺的儒教保守派，用大顺新学这群人做例子，攻击颜李学派那一套由外而内狗屁不通的一个典型：你看，新学那群人，学的都是“艺”，而且六艺精湛。按你们颜李学派的说法，儒家是可以由外而内、从外部功法技艺催生儒家内力的，学艺、精通艺，那么就会体会儒家的真谛内核了。怎么他们这群六艺精湛的，练的内核一个个都没人味儿了？
至于说，新学本身在大顺并没有那么大的阻力，则因为新学在大顺传统士大夫看来，是术，不是道。
不是诸子百家、杨墨邪说，最多也就是墨家的那些技巧、兵家的那些阵法。
是术，不是道。
而且，大顺的新学本身有着大顺开国之初建武德宫，搞均衡的底子。
在这个底子之上，大顺的新学，似乎都只是在教技术、数学、几何、算数、经济这些“术”。
而刘钰，也从未在新学里教过“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才是好人、好公民”；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哪些应该做、哪些不该做……等等，全都没教过。
他只是教了一些“经世济用”之学。
这主要是因为，他的三观觉得，这些东西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因为他相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而大顺的主流，则认为上层建筑是道、经济基础是术，所以对新学并不抨击，因为这不涉及到和他们争夺正统道统，因为新学不怎么教上层建筑。
具体点说，大顺的传统派的三观，认为，甲、乙、丙……这是道统之争。
而新学并不教乙、丙、丁，所以他们不是威胁，也不是主要敌人。
但新学的幕后黑手所相信的三观，是甲、乙、丙，只是1、2、3在道德层面的映射，所以他不教甲乙丙丁、但是他却教1234，并且坚信现在的甲的经济基础是1，所以他只要把1换成2，那么抽象的映射就自然从甲变为了乙。
他是要把甲干爆，变成乙。
但他不说乙是对的、甲是错的，而是在悄悄把1变成2。
故而，在天朝内部，就拿抨击颜李学派的“由外而内”这件事来说，传统派的确拿着新学这批人做例子，但却不是抨击新学派，而是用新学派作为证据，来攻击颜李学派，证明他们的由外而内的思想，是异端。
因为他们的三观，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他们不提防经济基础，只提防上层建筑。
那么，刘钰在新学教的“经世致用”之学，都教了些什么？
基本上，他教的，还是老马的那一套东西。
只不过，老马的那一套东西，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资本主义这个玩意儿，是怎么来的。
另一部分，是资本主义这个玩意儿，是怎么没的。
鉴于此时的经济基础，后半部分不用教，教了也没有用。
所以，刘钰只教一半。
或者说，只教“这玩意儿是怎么来的”这一半，甚至只是一小半儿。
而这一半关于“怎么来的”，这就使得新学一派，实质上有了自己的意识形态。
因为这一次大顺参加欧洲战争、或者说大顺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力，都是新学一派的。
不管是战争、谈判、外交、还是贸易，都是新学一派在操办。
所以，实质上，新学一派是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并且依据这个意识形态，对战争有自己的“本质”理解。
那么，只一半，是怎么说的？
【原始积累的种种要素……是殖民制度、国债制度、赋税制度、关税保护制度、产业扶植制度的达成一体的综合。】
【这些东西（殖民制度、国债制度、赋税制度、关税保护制度、产业扶植），都需要利用国家的权力。】
【利用积累起来的、组织起来的国家的社会力量，像温室一般，保护助长着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并且像温室助长一样，缩短这个转化的过程。】
【这种国家权力的强力，是一切孕育新社会的产婆。而这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当然，刘钰也只教这一半。
很多东西，他或者逆练，或者只说一半。
比如：
【殖民制度，像温室一般，促进着贸易与航海业的增长】
比如：
【专营公司、垄断公司，是资本积累强有力的杠杆。殖民地为处在萌芽状态的制造业，提供市场。】
【更重要的，是依靠国家的强力（如军队、舰队、大炮、航海条例、缉私等），达成市场的独占，引起加强的蓄积】
【在母国之外，由劫掠、奴隶化、杀戮等手段积累的财宝，都流回母国，转化为资本。】
【在1648年，（先玩这一套的）荷兰，它的渔业、海运业、制造业，都凌驾于其余国家。荷兰共和国的总资本，恐怕比欧洲其他一切国家的总和还要多】。
但是，刘钰并没有教这一半的后一半：1648年，欧洲一切其他国家的民众加在一起，也没有荷兰的税高、没有荷兰崩溃的小农的工作过度、遭受商业资本南洋凶暴的压迫，以至于起义频发。
既然话只教一半，那么实际上主导和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顺这边的新学一派，当然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以李欗为首的高阶军官，或者说新学一派在军队、政界的代言人们，怎么看待大顺参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答案显然易见：
以国家的强力，军队、大炮、火枪、军舰、战争，来像温室一般，保护助长着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并且像温室助长一样，缩短这个转化的过程。做时代的产婆。
新时代什么样？
他们眼里的概念，却又是片面的、纯粹生产力角度的：机器生产、布匹有的是、盐有的是、白银积累、商品粮价稳定——简言之，即，特殊性和地理优势与先发优势的“纯粹生产力视角”的松苏模式，在天朝推广。他们眼里，并不涉及上层建筑和政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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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但两边根本性的分歧并未得到任何程度的解决。
送俘虏回伦敦，这件事本身，可以有各种不同意思的解读。
事情就是这么事儿。
不加感情的描述，就是“中法联军攻克了直布罗陀，把俘虏送还英国”。
但，做事，尤其是这种国家之间的外交与博弈，是不可能不加感情的。
送俘虏这件事，可以加上多种不同的含义。
可以是恐吓：
听听这些俘虏们，经历了怎样的地狱般的三个月？听听这些俘虏们，是如何描述窜天猴所引发的直布罗陀火狱的？听听这些俘虏们，是如何评价大顺最后用炮兵轰击他们方阵的血腥？
也可以是示好：
我把俘虏送回去了，咱们之间可以和谈了，我展现了我足够的诚意；我把俘虏送回去了，咱们两国之间可以单独媾和了，神罗内的事你们以后别掺和了，我来当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仲裁者，你们汉诺威的这个帽子可以扔了；我把俘虏送回去了，咱们之间其实真没必要继续打下去了，你的财政受不了，我也受不了了……
就像是后世的一些体育比赛一样。
可以是单纯的足球、单纯的乒乓球的体育竞技。
但也可能，某场球赛的结果，引发了一场死亡几千几万人的战争；也有可能，一场球赛，引发了两个敌对国家的外交破冰。
送还俘虏这件事，本身是单纯的，但却可以赋予许多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政治意义。
中法两国的同盟，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只不过，在大顺正式出兵之前、在大顺的舰队与直布罗陀击败了爱德华·博斯克恩的舰队之前，法国无路可走，不得不和大顺的外交官“相谈甚欢”。
然而，一旦直布罗陀被攻克，中法之间的分歧，也就是关于“如何结束这场战争、战后的条约怎么签”的问题上的分歧，也就不可能再其乐融融、搁置分歧。
两者分歧的根本原因，是中法两国生产力的巨大区别。
这个区别……
简单来说，以英国的《航海条例》为例。
是反对【英国】的《航海条例》？
还是反对英国的【《航海条例》】？
精炼后的重点，是反对英国？还是反对《航海条例》不管他是哪国的？
这个“重音”放在哪的区别，推广开来，超脱狭隘的《航海条例》，就是中法之间关于战后分赃的分歧所在了。
而战后分赃的分歧，终究还是要看这场战争打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样的状态结束，才能确定最后和谈的时候能拿到什么样的条件。
大顺的新学一系，是否理解大顺到底想要什么？到底要干什么？到底需要达成什么样的条件？
其实，他们是知道的。
虽然他们未必十分精通，亦或者他们未必能够全然理解大顺的诸多要求和条件其原因和目的。
但是，按照他们所接受的意识形态教育，只需要略加给他们一点提点，他们就能理解这背后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本质，是他们所接受的意识形态教育下的世界观下的本质。
就是类似于“羊跪乳、鸦反哺”之类的事，不同的三观和意识形态，所看到的“羊跪乳”的本质是不同的。
有的三观，毫无人味儿：因为站着喝不得劲，所以跪着喝。为什么站着喝不得劲？因为小羊出生就长得高。为什么小羊出生就不小，而人出生还需要父母家庭照顾？因为羊这玩意儿没有社会性，出生就可能被狮子饿狼吃了，小羊只能长的大一点再出生，所以出生就高方便跑，不然就得被吃了，长着长着就只能跪着喝奶了，要不不得劲，这就好比你没有葫芦瓢，那你在溪边河水的时候不跪下来把嘴塞溪水里喝？
有的三观，则温情脉脉：因为小羊孝顺，孝是天地至理，所以小羊也知道要跪着喝奶。
很显然，大顺这群新学一系的人，学的都是些“全无人味儿”的道理——这也就是大顺的儒教保守派，用大顺新学这群人做例子，攻击颜李学派那一套由外而内狗屁不通的一个典型：你看，新学那群人，学的都是“艺”，而且六艺精湛。按你们颜李学派的说法，儒家是可以由外而内、从外部功法技艺催生儒家内力的，学艺、精通艺，那么就会体会儒家的真谛内核了。怎么他们这群六艺精湛的，练的内核一个个都没人味儿了？
至于说，新学本身在大顺并没有那么大的阻力，则因为新学在大顺传统士大夫看来，是术，不是道。
不是诸子百家、杨墨邪说，最多也就是墨家的那些技巧、兵家的那些阵法。
是术，不是道。
而且，大顺的新学本身有着大顺开国之初建武德宫，搞均衡的底子。
在这个底子之上，大顺的新学，似乎都只是在教技术、数学、几何、算数、经济这些“术”。
而刘钰，也从未在新学里教过“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才是好人、好公民”；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哪些应该做、哪些不该做……等等，全都没教过。
他只是教了一些“经世济用”之学。
这主要是因为，他的三观觉得，这些东西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因为他相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而大顺的主流，则认为上层建筑是道、经济基础是术，所以对新学并不抨击，因为这不涉及到和他们争夺正统道统，因为新学不怎么教上层建筑。
具体点说，大顺的传统派的三观，认为，甲、乙、丙……这是道统之争。
而新学并不教乙、丙、丁，所以他们不是威胁，也不是主要敌人。
但新学的幕后黑手所相信的三观，是甲、乙、丙，只是1、2、3在道德层面的映射，所以他不教甲乙丙丁、但是他却教1234，并且坚信现在的甲的经济基础是1，所以他只要把1换成2，那么抽象的映射就自然从甲变为了乙。
他是要把甲干爆，变成乙。
但他不说乙是对的、甲是错的，而是在悄悄把1变成2。
故而，在天朝内部，就拿抨击颜李学派的“由外而内”这件事来说，传统派的确拿着新学这批人做例子，但却不是抨击新学派，而是用新学派作为证据，来攻击颜李学派，证明他们的由外而内的思想，是异端。
因为他们的三观，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他们不提防经济基础，只提防上层建筑。
那么，刘钰在新学教的“经世致用”之学，都教了些什么？
基本上，他教的，还是老马的那一套东西。
只不过，老马的那一套东西，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资本主义这个玩意儿，是怎么来的。
另一部分，是资本主义这个玩意儿，是怎么没的。
鉴于此时的经济基础，后半部分不用教，教了也没有用。
所以，刘钰只教一半。
或者说，只教“这玩意儿是怎么来的”这一半，甚至只是一小半儿。
而这一半关于“怎么来的”，这就使得新学一派，实质上有了自己的意识形态。
因为这一次大顺参加欧洲战争、或者说大顺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力，都是新学一派的。
不管是战争、谈判、外交、还是贸易，都是新学一派在操办。
所以，实质上，新学一派是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并且依据这个意识形态，对战争有自己的“本质”理解。
那么，只一半，是怎么说的？
【原始积累的种种要素……是殖民制度、国债制度、赋税制度、关税保护制度、产业扶植制度的达成一体的综合。】
【这些东西（殖民制度、国债制度、赋税制度、关税保护制度、产业扶植），都需要利用国家的权力。】
【利用积累起来的、组织起来的国家的社会力量，像温室一般，保护助长着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并且像温室助长一样，缩短这个转化的过程。】
【这种国家权力的强力，是一切孕育新社会的产婆。而这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当然，刘钰也只教这一半。
很多东西，他或者逆练，或者只说一半。
比如：
【殖民制度，像温室一般，促进着贸易与航海业的增长】
比如：
【专营公司、垄断公司，是资本积累强有力的杠杆。殖民地为处在萌芽状态的制造业，提供市场。】
【更重要的，是依靠国家的强力（如军队、舰队、大炮、航海条例、缉私等），达成市场的独占，引起加强的蓄积】
【在母国之外，由劫掠、奴隶化、杀戮等手段积累的财宝，都流回母国，转化为资本。】
【在1648年，（先玩这一套的）荷兰，它的渔业、海运业、制造业，都凌驾于其余国家。荷兰共和国的总资本，恐怕比欧洲其他一切国家的总和还要多】。
但是，刘钰并没有教这一半的后一半：1648年，欧洲一切其他国家的民众加在一起，也没有荷兰的税高、没有荷兰崩溃的小农的工作过度、遭受商业资本南洋凶暴的压迫，以至于起义频发。
既然话只教一半，那么实际上主导和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顺这边的新学一派，当然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以李欗为首的高阶军官，或者说新学一派在军队、政界的代言人们，怎么看待大顺参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答案显然易见：
以国家的强力，军队、大炮、火枪、军舰、战争，来像温室一般，保护助长着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并且像温室助长一样，缩短这个转化的过程。做时代的产婆。
新时代什么样？
他们眼里的概念，却又是片面的、纯粹生产力角度的：机器生产、布匹有的是、盐有的是、白银积累、商品粮价稳定——简言之，即，特殊性和地理优势与先发优势的“纯粹生产力视角”的松苏模式，在天朝推广。他们眼里，并不涉及上层建筑和政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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