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木牛流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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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顺1730
皇帝做事，有皇帝的逻辑。也可以说，有皇帝的价值观体系。
铁路，技术，蒸汽机，甚至资本，都是器。
器,可以选择怎么用。
屁股坐在哪，决定了怎么用这些器。
从一开始决定下南洋、伐印度开始，在皇帝这，一直盯着的就是刘钰说的钱。
香料的钱。
印度的税。
统称，都是钱。
按照先秦诸子某一派的说法，爱和用是有极大区别的。
那皇帝是爱钱呢？就像是爱手办、爱老婆、爱纸片人那样，就愿意捧着钱睡觉，听着钱哗啦哗啦的响声？
还是想要用钱呢？
拜物教、拜商品教、拜金教，对皇帝而言，实在是没什么兴趣。
因为皇权之下，他就是拜君权神授教的大教主，为啥还要去搞个拜商品教的世界，然后再靠“自我奋斗”，做终产者这个最终教主呢？
那不是闲的吗？
既然能够区分，那么皇帝贪图南洋的钱、印度的税，是为了用，不是为了爱，那么用来干啥？
自然是用来稳固自己的统治了。
皇帝让太子去读《盐铁论》，其实也就是在告诉太子，大顺现在像大汉，这些各种除农业税之外的朝廷之利，养活了一个庞大的事功之臣阶层。
这些东西，既是中央政府的核心税源,也是事功之臣们存在的经济基础。
靠那些农业税，是养不出一群事功之臣的,也是无法为事功之臣的存在创造一个经济基础的。
事功之臣到处做事,前提得有钱。
没钱,就没有事功之臣存在的土壤。
除非脑子锈了，放开地方权，让事功之臣都去地方当藩镇，但这本质上也是让他们弄钱，没钱啥也干不成。
皇帝让太子读《盐铁论》，真正想让太子明白的，还是一件事。
武帝崩后，为什么要有盐铁之议？
盐铁之议后，为什么会有王莽改制？
还有就是在给的那本书里，为什么刘钰会讽刺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不是在改进捕鼠器，而是在取得一个专营特许的特许捕鼠权？
大顺的这些大型“财阀”，是否和英、荷、法等西洋国家的一些特许专营的行业类似？
大顺这些年涌现出的大量的事功之臣，大量的边疆饿狼、大量的试图在边疆和殖民地搞事的“能吏”，他们存在的经济基础，靠的是什么？
现在中央财政，或者说皇帝内帑,如果能再难道印度的税收白银，这笔钱应该怎么用？养一群什么样的人？来解决什么事？才能让皇权恒久远？
白银是财富吗？
白银能买到想要的东西,并且尽可能大宗物价稳定，靠的又是什么？
如果河南、川楚等地发生了灾情，朝廷的白银是可以救灾的财富吗？而如果是松苏等地发生了灾情，朝廷的白银是可以救灾的财富吗？
二者如果不一样，那么区别在哪？
当种种这些皇帝想要考核太子的内容，归结到一個“先修哪条铁路”这个被极大简化的问题上时，皇帝也必须给太子讲清楚一件事：
大顺之前，承接明制。
大顺自称，追慕李唐。
但实际上，此时的大顺不论是军功制度、郎官制度、事功之臣的花销、中央财政的收入比例，土地税占财政收入的多寡，都更像是变种的、但不是百姓授爵制的汉。
关键就在于那句话：盐铁之利，在利，不在盐铁。西域之地，或许在西，也未必不在南。
不可只见其形，刻舟求剑，而不得其意。
大顺不搞铁专营的原因，只是因为他妈的对外贸易的管理和垄断更赚钱，而且更容易管。卖铁锅农具啥的，一年累够呛，还挣不了几个吊钱，现在非要专营这玩意儿干啥？
而汉时候铁专营的收益，可完全类比此时的丝绸瓷器茶叶出口。
过去的铁，不是现在的铁。
盐铁之利的本质，在利，不在盐和铁，或者说与时俱进，就应该像是井田一样，以至于现在复古派都是“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井为均之托词也”，要想明白本质是什么，而不是井田这个形式。
如果太子搞不明白，很可能，大顺也要走一条最终来一场王莽改制土地国有天朝田亩、而终于天下大乱的结局。
皇帝希望太子明白，传统的那些守旧大臣，靠不住。
松苏那群新崛起的人，也一样靠不住。
更希望太子明白，他在上次南巡时候，看到资本以织布机下乡的形式沿着运河快速蔓延时候的警惕。
大顺不产白银，白银是外来货币，却又是大顺的法定缴税货币和流通货币，一旦放开管控，松苏积攒的外来货币，会瞬间让大顺的土地兼并问题翻个几十倍。
而只靠那些守旧派的大臣，大顺一年也就收个两千万两白银，事功派就可以彻底回家睡觉了，根本没有他们存在的舞台了。
因为没钱，大顺折腾不了，无功可事哪还有什么事功派了？
事功之臣没了，最后朝堂里从打对对胡，变成打清一色，那这王朝也基本到头了。
烂成一团泥，慢慢腐朽。
太子应该明白，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小民，可以在太祖皇帝高举义旗的时候，一起推翻前朝。
小民，亦可以在新时代威胁到旧的一切的时候，他们也有可能最坚决地站在皇权身边。
水可载重，亦可覆舟，其精髓，是民本，牧民。民本不是兼相爱交相利，也不是人人不要拔我一毛，也不是人民当家作主，根本不是一回事，因为是要分水和舟的，水非舟，舟亦非水。
当然这是统治之道上的东西，皇帝觉得自己还有时间，太子应该还能学明白。
谷昧
而至于统治之术，利用铁路、长江、黄河、海军、将天下分割成几块，使之在西边的起义不会影响到中原、在东边的暴乱不会越过荆楚，这也是铁路之于皇权的意义。
最终放在第一条铁路到底应该修到哪，这件事也就可以说的很清楚了。
黄河决口，是有规律的。
从宋开始，黄河决口就是在河南、鲁西南这个范围内，反反复复。
曹县、菏泽、兰考、郓城，就这几个地方，基本上只要决口，肯定就是先把这边冲一冲。
大顺的百姓读《水浒》读的非常喜欢，但大顺的百姓，其实是不知道什么叫八百里水泊梁山的。
因为写《水浒》的时候，八百里水泊梁山，真的存在。
而大顺的百姓看《水浒》的时候，因为漕运，一条大堤出现在黄河北岸，加上明顺以来一直默许的“保北不保南”的保漕运的治水策略，梁山泊的八百里已经成了个传说。
这个变迁，是现实的统治的选择。
而于此时的现实之下，真要是黄河北决，大顺会选择让黄河复南吗？
让黄河在大顺的财税重地泛滥？
这本身，就是一个和当初为了保漕运而默许的“保北不保南”一样内核的选择。只是形式因为现实的变化而发生了改变。
大顺已经开始修一条类似于太行堤之类的东西了，只不过这个太行堤，是在河的南边，而不是北边了。
“由今之河，无变今之道，虽神禹不能为功。使南河只可迁延日月，无药可治，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
这基本上已经是大顺这边，在解决了运河问题之后，破开了讳疾忌医的这个伤疤之后，有识之士的共识了。
只不过，这些有志之士，过于“有识有胆有魄”了，琢磨着有钱的话，不如直接挖一个从北边入海的河道，人工改道得了。反正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挖呗。
大顺吸取宋时教训，并不认为人工挖一条黄河河道，是大顺现在能搞明白的工程。瞎鸡儿挖河，这个风险太大。
而如皇帝所言，黄河不会闲着没事干决口的。
大顺在解决了运河漕米问题之后，治河的效率比以前要高。伴随着玉米、高粱等秸秆作物的普及，修堤坝的材料也比以前丰富了。
所以，皇帝的判断是有道理的。
即：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黄河决口，那么这不是只考虑黄河决口的事。
而是显而易见地，河南等地，肯定是遇到了大洪灾了。
小洪灾不至于搞出来黄河决口。
届时。
上游是洪涝。
到了开封菏泽一带，则可能是黄河决口。
而淮河的洪泽湖问题，大顺也只是凑合着解决了一点点，实际上水位依旧高，淮河上游泄洪还是有问题。
也就是说，一旦出了这个事，必然是一场波及淮河、安徽、河南、鲁西南、冀南、鲁北等大片地区的大灾。
按照自古以来的经验，一般来说，河南水灾，一般都会伴随着安徽水灾。而这一次还要考虑黄河决口，还要加上个山东水灾、河北南部水灾。
中原地区过高的人口密度。
商品粮产地往中原地区过高难度的运输制约。
以及河南、荆楚是天下中心，此地若乱，则四周必乱的必然现实。
还有就是对于“王朝末期被逼着做事的时候，往往吊毛也干不成”的经验。
陕甘可以垦套、迁西域；闽粤可以下南洋；山西可以走西口；河北胶东可以闯关东；松苏江浙可以有商品粮；四川德祐于都江堰等只要不瞎鸡儿收税一般没事……唯独中原地区，既没有商品粮输入救济、也没有逃亡垦荒的方向，一旦出了事，那就是大事。
外加那个非常晦涩难懂的、一般人未必理解的“老百姓有饭吃一般不会造反”的道理。
所以皇帝对于太子第一条铁路该往哪修的想法，觉得相当的幼稚。
黄河哪天出事，这谁说得准？就像是几年前的里斯本大地震，这还有说得准的事儿？
第一条路居然不琢磨着贯穿中原、联络荆楚，竟然琢磨着往张家口、承德、关东等地修，这如何能当明白铁路时代的君主？
就算不修到张家口的铁路，商人的高利贷依旧控制着蒙古；就算不修到承德热河的铁路，大顺的军队也依旧压的北边不敢反叛。
不是不能修，而是这对皇权的统治而言，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历史上的普法战争，德国总参谋部们对铁路的认知，是高效的兵团机动方式，将极大地改变陆地战争的模式。
而对大顺而言，对铁路的认知，是不可能走上普法战争的认识的，因为大顺周边有啥需要修个铁路否则打不赢的敌人吗？能修铁路的、好修铁路的地方，脚板子一样打赢；打不了、不好打的地方，肯定是不好修路、或者这时候压根没法修路的地方。
是以大顺皇权对铁路的认知，从一开始就必然要是维系统治、方便赈济、便于输粮、有利镇压的。
京西煤矿到京城的铁路，延续的是这样的思路，为的是京城燃料的稳定；而真正琢磨着要用印度税收修的第一条大铁路，也必然是延续这种思路的。
皇帝觉得，太子欠缺的，就是一种对“器”的认识，了解、以及如何使用的思路。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件事可以教，那么将来出来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不能按图索骥了，没有思路，可咋整？到时候岂不是一脸懵逼？
守旧派搞不明白。
实学事功派，过于激进。
新学派，脑子里有自己的想法。
做皇帝的没有个一贯以之的思路，到时候便会觉得公也有理、婆也有理……在李淦看来，熙宁变法没有问题，之后的旧党复辟，也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变法也好、复辟也罢，皇帝都得凌驾于党争群臣之上。
而要凌驾，就需要有自己的思路、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认识。知道要怎么办、知道要干什么。
朕即国家，朕要做什么，新党、旧党、守旧派、实学派、复古儒、激进工商派，皆工具也！
否则，那要被人玩死的。
大顺的改革，从来不是刘钰宰执天下的状态下改的，至始至终在皇帝看来他都是个工具，因为皇帝知道大致该怎么搞，大致知道哪些事可以干、哪些事干不得，群臣争议那都是个屁，听响儿罢了。
包括在成体系之前，刘钰在皇帝看来，不过是一个郎官类宦官，借皇帝之势，在外开府，以近臣宠臣之幕府而行变法的。既不是丞相开府，也不是执掌天佑殿一言堂，其中区别，可大了去了。
既不会罢免刘钰，也不会改革科举，更不会罢免那些攻讦刘钰的大臣。
只是，要是太子就这成色，即便自己临走之前，把几个必须要“带走”的人一起带走，怕也必要搞出来王莽改制一样的大乱——至于靖康耻这种事，李淦琢磨了琢磨，觉得即便妄自菲薄许多，这天底下已经没有再能搞出来个靖康耻的政权实体了，倒是感觉距离类似王莽改制越来越近了。
，新顺1730
皇帝做事，有皇帝的逻辑。也可以说，有皇帝的价值观体系。
铁路，技术，蒸汽机，甚至资本，都是器。
器,可以选择怎么用。
屁股坐在哪，决定了怎么用这些器。
从一开始决定下南洋、伐印度开始，在皇帝这，一直盯着的就是刘钰说的钱。
香料的钱。
印度的税。
统称，都是钱。
按照先秦诸子某一派的说法，爱和用是有极大区别的。
那皇帝是爱钱呢？就像是爱手办、爱老婆、爱纸片人那样，就愿意捧着钱睡觉，听着钱哗啦哗啦的响声？
还是想要用钱呢？
拜物教、拜商品教、拜金教，对皇帝而言，实在是没什么兴趣。
因为皇权之下，他就是拜君权神授教的大教主，为啥还要去搞个拜商品教的世界，然后再靠“自我奋斗”，做终产者这个最终教主呢？
那不是闲的吗？
既然能够区分，那么皇帝贪图南洋的钱、印度的税，是为了用，不是为了爱，那么用来干啥？
自然是用来稳固自己的统治了。
皇帝让太子去读《盐铁论》，其实也就是在告诉太子，大顺现在像大汉，这些各种除农业税之外的朝廷之利，养活了一个庞大的事功之臣阶层。
这些东西，既是中央政府的核心税源,也是事功之臣们存在的经济基础。
靠那些农业税，是养不出一群事功之臣的,也是无法为事功之臣的存在创造一个经济基础的。
事功之臣到处做事,前提得有钱。
没钱,就没有事功之臣存在的土壤。
除非脑子锈了，放开地方权，让事功之臣都去地方当藩镇，但这本质上也是让他们弄钱，没钱啥也干不成。
皇帝让太子读《盐铁论》，真正想让太子明白的，还是一件事。
武帝崩后，为什么要有盐铁之议？
盐铁之议后，为什么会有王莽改制？
还有就是在给的那本书里，为什么刘钰会讽刺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不是在改进捕鼠器，而是在取得一个专营特许的特许捕鼠权？
大顺的这些大型“财阀”，是否和英、荷、法等西洋国家的一些特许专营的行业类似？
大顺这些年涌现出的大量的事功之臣，大量的边疆饿狼、大量的试图在边疆和殖民地搞事的“能吏”，他们存在的经济基础，靠的是什么？
现在中央财政，或者说皇帝内帑,如果能再难道印度的税收白银，这笔钱应该怎么用？养一群什么样的人？来解决什么事？才能让皇权恒久远？
白银是财富吗？
白银能买到想要的东西,并且尽可能大宗物价稳定，靠的又是什么？
如果河南、川楚等地发生了灾情，朝廷的白银是可以救灾的财富吗？而如果是松苏等地发生了灾情，朝廷的白银是可以救灾的财富吗？
二者如果不一样，那么区别在哪？
当种种这些皇帝想要考核太子的内容，归结到一個“先修哪条铁路”这个被极大简化的问题上时，皇帝也必须给太子讲清楚一件事：
大顺之前，承接明制。
大顺自称，追慕李唐。
但实际上，此时的大顺不论是军功制度、郎官制度、事功之臣的花销、中央财政的收入比例，土地税占财政收入的多寡，都更像是变种的、但不是百姓授爵制的汉。
关键就在于那句话：盐铁之利，在利，不在盐铁。西域之地，或许在西，也未必不在南。
不可只见其形，刻舟求剑，而不得其意。
大顺不搞铁专营的原因，只是因为他妈的对外贸易的管理和垄断更赚钱，而且更容易管。卖铁锅农具啥的，一年累够呛，还挣不了几个吊钱，现在非要专营这玩意儿干啥？
而汉时候铁专营的收益，可完全类比此时的丝绸瓷器茶叶出口。
过去的铁，不是现在的铁。
盐铁之利的本质，在利，不在盐和铁，或者说与时俱进，就应该像是井田一样，以至于现在复古派都是“能井则井，不能井则均，井为均之托词也”，要想明白本质是什么，而不是井田这个形式。
如果太子搞不明白，很可能，大顺也要走一条最终来一场王莽改制土地国有天朝田亩、而终于天下大乱的结局。
皇帝希望太子明白，传统的那些守旧大臣，靠不住。
松苏那群新崛起的人，也一样靠不住。
更希望太子明白，他在上次南巡时候，看到资本以织布机下乡的形式沿着运河快速蔓延时候的警惕。
大顺不产白银，白银是外来货币，却又是大顺的法定缴税货币和流通货币，一旦放开管控，松苏积攒的外来货币，会瞬间让大顺的土地兼并问题翻个几十倍。
而只靠那些守旧派的大臣，大顺一年也就收个两千万两白银，事功派就可以彻底回家睡觉了，根本没有他们存在的舞台了。
因为没钱，大顺折腾不了，无功可事哪还有什么事功派了？
事功之臣没了，最后朝堂里从打对对胡，变成打清一色，那这王朝也基本到头了。
烂成一团泥，慢慢腐朽。
太子应该明白，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小民，可以在太祖皇帝高举义旗的时候，一起推翻前朝。
小民，亦可以在新时代威胁到旧的一切的时候，他们也有可能最坚决地站在皇权身边。
水可载重，亦可覆舟，其精髓，是民本，牧民。民本不是兼相爱交相利，也不是人人不要拔我一毛，也不是人民当家作主，根本不是一回事，因为是要分水和舟的，水非舟，舟亦非水。
当然这是统治之道上的东西，皇帝觉得自己还有时间，太子应该还能学明白。
谷昧
而至于统治之术，利用铁路、长江、黄河、海军、将天下分割成几块，使之在西边的起义不会影响到中原、在东边的暴乱不会越过荆楚，这也是铁路之于皇权的意义。
最终放在第一条铁路到底应该修到哪，这件事也就可以说的很清楚了。
黄河决口，是有规律的。
从宋开始，黄河决口就是在河南、鲁西南这个范围内，反反复复。
曹县、菏泽、兰考、郓城，就这几个地方，基本上只要决口，肯定就是先把这边冲一冲。
大顺的百姓读《水浒》读的非常喜欢，但大顺的百姓，其实是不知道什么叫八百里水泊梁山的。
因为写《水浒》的时候，八百里水泊梁山，真的存在。
而大顺的百姓看《水浒》的时候，因为漕运，一条大堤出现在黄河北岸，加上明顺以来一直默许的“保北不保南”的保漕运的治水策略，梁山泊的八百里已经成了个传说。
这个变迁，是现实的统治的选择。
而于此时的现实之下，真要是黄河北决，大顺会选择让黄河复南吗？
让黄河在大顺的财税重地泛滥？
这本身，就是一个和当初为了保漕运而默许的“保北不保南”一样内核的选择。只是形式因为现实的变化而发生了改变。
大顺已经开始修一条类似于太行堤之类的东西了，只不过这个太行堤，是在河的南边，而不是北边了。
“由今之河，无变今之道，虽神禹不能为功。使南河只可迁延日月，无药可治，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
这基本上已经是大顺这边，在解决了运河问题之后，破开了讳疾忌医的这个伤疤之后，有识之士的共识了。
只不过，这些有志之士，过于“有识有胆有魄”了，琢磨着有钱的话，不如直接挖一个从北边入海的河道，人工改道得了。反正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挖呗。
大顺吸取宋时教训，并不认为人工挖一条黄河河道，是大顺现在能搞明白的工程。瞎鸡儿挖河，这个风险太大。
而如皇帝所言，黄河不会闲着没事干决口的。
大顺在解决了运河漕米问题之后，治河的效率比以前要高。伴随着玉米、高粱等秸秆作物的普及，修堤坝的材料也比以前丰富了。
所以，皇帝的判断是有道理的。
即：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黄河决口，那么这不是只考虑黄河决口的事。
而是显而易见地，河南等地，肯定是遇到了大洪灾了。
小洪灾不至于搞出来黄河决口。
届时。
上游是洪涝。
到了开封菏泽一带，则可能是黄河决口。
而淮河的洪泽湖问题，大顺也只是凑合着解决了一点点，实际上水位依旧高，淮河上游泄洪还是有问题。
也就是说，一旦出了这个事，必然是一场波及淮河、安徽、河南、鲁西南、冀南、鲁北等大片地区的大灾。
按照自古以来的经验，一般来说，河南水灾，一般都会伴随着安徽水灾。而这一次还要考虑黄河决口，还要加上个山东水灾、河北南部水灾。
中原地区过高的人口密度。
商品粮产地往中原地区过高难度的运输制约。
以及河南、荆楚是天下中心，此地若乱，则四周必乱的必然现实。
还有就是对于“王朝末期被逼着做事的时候，往往吊毛也干不成”的经验。
陕甘可以垦套、迁西域；闽粤可以下南洋；山西可以走西口；河北胶东可以闯关东；松苏江浙可以有商品粮；四川德祐于都江堰等只要不瞎鸡儿收税一般没事……唯独中原地区，既没有商品粮输入救济、也没有逃亡垦荒的方向，一旦出了事，那就是大事。
外加那个非常晦涩难懂的、一般人未必理解的“老百姓有饭吃一般不会造反”的道理。
所以皇帝对于太子第一条铁路该往哪修的想法，觉得相当的幼稚。
黄河哪天出事，这谁说得准？就像是几年前的里斯本大地震，这还有说得准的事儿？
第一条路居然不琢磨着贯穿中原、联络荆楚，竟然琢磨着往张家口、承德、关东等地修，这如何能当明白铁路时代的君主？
就算不修到张家口的铁路，商人的高利贷依旧控制着蒙古；就算不修到承德热河的铁路，大顺的军队也依旧压的北边不敢反叛。
不是不能修，而是这对皇权的统治而言，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历史上的普法战争，德国总参谋部们对铁路的认知，是高效的兵团机动方式，将极大地改变陆地战争的模式。
而对大顺而言，对铁路的认知，是不可能走上普法战争的认识的，因为大顺周边有啥需要修个铁路否则打不赢的敌人吗？能修铁路的、好修铁路的地方，脚板子一样打赢；打不了、不好打的地方，肯定是不好修路、或者这时候压根没法修路的地方。
是以大顺皇权对铁路的认知，从一开始就必然要是维系统治、方便赈济、便于输粮、有利镇压的。
京西煤矿到京城的铁路，延续的是这样的思路，为的是京城燃料的稳定；而真正琢磨着要用印度税收修的第一条大铁路，也必然是延续这种思路的。
皇帝觉得，太子欠缺的，就是一种对“器”的认识，了解、以及如何使用的思路。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件事可以教，那么将来出来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不能按图索骥了，没有思路，可咋整？到时候岂不是一脸懵逼？
守旧派搞不明白。
实学事功派，过于激进。
新学派，脑子里有自己的想法。
做皇帝的没有个一贯以之的思路，到时候便会觉得公也有理、婆也有理……在李淦看来，熙宁变法没有问题，之后的旧党复辟，也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变法也好、复辟也罢，皇帝都得凌驾于党争群臣之上。
而要凌驾，就需要有自己的思路、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认识。知道要怎么办、知道要干什么。
朕即国家，朕要做什么，新党、旧党、守旧派、实学派、复古儒、激进工商派，皆工具也！
否则，那要被人玩死的。
大顺的改革，从来不是刘钰宰执天下的状态下改的，至始至终在皇帝看来他都是个工具，因为皇帝知道大致该怎么搞，大致知道哪些事可以干、哪些事干不得，群臣争议那都是个屁，听响儿罢了。
包括在成体系之前，刘钰在皇帝看来，不过是一个郎官类宦官，借皇帝之势，在外开府，以近臣宠臣之幕府而行变法的。既不是丞相开府，也不是执掌天佑殿一言堂，其中区别，可大了去了。
既不会罢免刘钰，也不会改革科举，更不会罢免那些攻讦刘钰的大臣。
只是，要是太子就这成色，即便自己临走之前，把几个必须要“带走”的人一起带走，怕也必要搞出来王莽改制一样的大乱——至于靖康耻这种事，李淦琢磨了琢磨，觉得即便妄自菲薄许多，这天底下已经没有再能搞出来个靖康耻的政权实体了，倒是感觉距离类似王莽改制越来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