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七零章 恶龙残影（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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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正确思想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至少在货币到底是什么、该不该货币贵金属化、该不该复征实物税的问题上，明末这些启蒙学者是通过社会实践、历史经验得出的一个比较符合直观逻辑的想法。
盛世主动打开大门交流，和那种已经落后之下被人敲开大门被迫交流的很多想法、逻辑，真的是完全不同的。
后世的人，觉得一些正确的东西，此时的人并不觉得正确。因为……因为对面好像也没强到哪去啊，此时也就那么回事吧，凭啥对面的一切都是对的？
这里面终究还是类似那个“儒学是不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问题。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能看出来其中的区别。
比如大顺放开和欧洲的交流，刘钰要发展海军，天文学是航海术的前置科技，所以大顺恶补了天文学的最新发展。
这就导致出现了一个问题，比如说关于天文学里面的一些知识，如赤极、黄极这样的概念。
而大儒们肯定是要解决“西洋人知道，我们居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这是基本的骄傲。
所以，所谓自汉以来，畴人不知有黄极，西人入中国，始云赤道极之外又有黄道极，是为七政恒星右旋之枢，诧为《诗》、《书》、《礼》、《乐》、《易》、《春秋》所未有。遂有大儒曰：西人所云赤极，即《周髀》之正北极也，黄极即《周髀》之北极璇玑也。《虞书》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盖设璇玑以拟黄道极也。黄极在柱史星东南，上弼、少弼之间，终古不随岁差而改。赤极居中，黄极环绕其外，《周髀》固已言之，不始于西人也。
就是说，天文学这种知识，是科学。
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
一些人惊诧于六大经书里居然没有记载。
而骄傲的人，就需要证明，说不是没有记载，是你们根本不懂先贤到底在说什么。比如“璇玑玉衡”这句话，其实说的就是黄道极，这是做了个比喻。《周髀》里已经说过了，只是你们不懂其深奥，胡乱瞎理解而已。
这是不是好事呢？
当然是好事，因为现在的大顺，不是被人打到哭爹喊娘，觉得敌人不可战胜的时候。
得多脆弱、多没底蕴的文明，被人超越一点，就吓得觉得要全面反思，觉得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人种问题，甚至最大的幻想都是觉得自己可以当二等人，至少比黑种人高一等的程度。
这种考据式的贴合追赶，当然是好事，可以在科学问题上，尤其是数学、天文学、代数学等问题上，无缝贴合地追赶学习，并且极大地抵消了抵触情绪。
但在数学、天文学这些“理工科”范畴之外的东西，那就不一样了。
且不说，现代化，是一种全世界共同摧毁旧时代残余，共同取其精华搞出来的一套东西。
只说治国、理政、经济学、赋税制度、殖民、工商、政治学这些东西，这和数学天文学还不一样，凭什么就叫此时的骄傲的士大夫，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正确的、对的呢？
况且，对面这时候其实也就那么回事，也没见得有啥过于高明的理论，甚至很多此时现有的理论是根本无法解决大顺面临的困境的。比如所谓的自由贸易理论，哪怕是原本历史上，亚当斯密也在对华贸易问题上，采用了取巧的方式给出了个特别解释。况于现在，刘钰都开始与荷兰买办合作，到处走私的背景下了。
船坚炮利追上了，克里米亚战争之前，所谓工业化带来的差距，也就那么回事吧。追上燧发枪、调整好税收制度、解决炮兵技巧，凭着体量，当个压路机是没问题的。
所以也就造就了刘钰和林敏关于盐政改革的分歧，或者说刘钰和大部分大顺官僚、士大夫之间在一些问题上的巨大分歧。
而大顺的主流思潮，源于对前朝那条恶龙的反思，前朝的残影至今笼罩在大顺的头顶上。
这种残影的笼罩，类似于宋极力避免唐末藩镇武人乱政的教训，搞出了一个宋。
明到底因何而亡？
明亡时候，士大夫们是进行了集体反思的。
反思的一个结果，就是相对心学异端的反而动之，最终引发了崩塌式的对理学的反思。
而在治国理政上的反思、经济制度上的反思、税赋制度上的反思……这些反思，不是凭空的反思，而是针对大明末期的种种乱象的反思。
国祚近三百年，哪怕后世，三百年的时光，也足以湮灭很多东西。
况于此时。
明末的反思，更多的是反思明中晚期的种种乱象。
归结于一条鞭法的。
归结于横征暴敛的。
归结于白银货币化的。
归结于税收制度的。
当然，也包括盐政制度、货币制度、税收问谁收、工商业发展等等。
但要注意的是，亚当斯密生活在英国，所以他在手工业已经发展的英国，写出了国富论；而法国那群人生活在法国，所以法国大革命之后，搞出了雅各宾土改。
明末士大夫的种种想法，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社会实践、历史演化、以及那根深蒂固的无处不在的融化在躯体里的仁义道德所凝聚出的。
刘钰说他的想法对，他怎么证明？
若是后世，被人甩飞了，拉开了巨大差距了，可以靠“开眼看世界”来证明。
那么，现在呢？现在他的想法，怎么证明是对的？
此时的古今中外，并不包括未来，所以没法证明他是对的。
而在盐政改革问题上，他能够获得皇帝的支持、并且最终获得了改革派的妥协和一定程度的支持，应该说，还是源于主流士大夫对前朝的反思。
但这种反思，又注定了与刘钰只能做短暂的同路人。
因为，包括后世盛赞的王夫之在内，他们对前朝的反思，很多是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态，是一种皇帝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治国导致完犊子了，要是按照自己想的去治理就会很稳固的心态。
仍旧是出于“王者能臣天下之人”、“以小人养君子乃天之制也”、“百姓、禽兽也、非人哉”的角度去思考的。
而黄宗羲反的，可不是反君主制，反的是君主专制，取而代之的，则是“士绅阶层对其余阶层的专政共和，加儒家教区制”，搞半封建制，学校作为最高立法机构和监察机构。
所谓：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于学校。
学校里的人，又怎么选呢？
郡县学官，毋得出自选除。郡县公议，请名儒主之。
道德规范呢？
民间吉凶，一依朱子《家礼》行事。庶民未必通谙，其丧服之制度，木主之尺寸，衣冠之式，宫室之制，在市肆工艺者，学官定而付之；离城聚落，蒙师相其礼以革习俗。
有违礼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悬无益之物，土留未掩之丧，优歌在耳，鄙语满街，则学官之职不修也。
异端思想呢？
时人文集，古文非有师法，语录非有心得，奏议无裨实用，序事无补史学者，不许传刻。其时文、小说、词曲、应酬代笔，已刻者皆追板烧之。
非要说这是以民为主，或者非说这是代议制，倒也不是不行。
但着实是有点被人打上思想钢印之后，先认定什么是对的，然后再往回翻说，然后穿凿附会的感觉。
如果说，是自己这边确实没机会自发进入现代化了，最终自我安慰式的幻想，从这些想法里找只言片语，去寻求答案，是可以的。
或者说，已经落后了，从先贤的言论中寻找似乎和对面那些东西一样的理论的时候，也是可以拿出来的。
但是，如此时的大顺，靠这一套东西，真的能够完成转型吗？
对明末乱局的反思，得到的是一个避免明中晚期乱局的主流反思思想，如同宋之余唐末五代，但能完成毁灭旧时代的使命吗？
前朝犯的错误的反面，一定就是正确的吗？
恶龙残影下催生的诸多想法，倒也未必都是坏事，但如果完全按照这个套路走，肯定是试都不用试，必然走不通。
譬如王夫之的赋税观，认为不应该收资产税，也不应该把土地评为上中下收税，而是全国统一，全部“摊亩入丁”，全都按照人头税征收。
譬如其劳役观，认为两税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都是恶政。应该退回到租庸调制，而且，税要轻，役要重。
税轻，展示出来天子不认为粮食、财富是好东西，这都是垃圾。
役重，展示出来天子认为民力才是好东西，体现了天子对百姓的重视，以民为本嘛。
并且得出结论，如果税轻、劳役重的话，那么天下就没有懒人了。因为种地还是不种地，大家都要服劳役，那么大家为什么不种地呢？
以及，如果取消土地评级制，统一税率，或者按照人头征收。那么，所有人的税都是一样的，你穷肯定是因为你懒，你就会努力种地，而且努力把烂地种成好地。
还有比如针对明末的土地税地方上收的离谱，以及农民军均田的想法，而提出的不用均田和限田，只要降低赋税，土地就不会兼并了。
这或许算启蒙思想，肯定是没错的。
但是否符合国情呢？应该说，也是符合的。
至少是符合明晚期的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矫枉过正的反思。
毕竟，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根据现实和历史，得出的可能是阶段性的结论——若一树，五千年不开花不结果、五千年后年年开花结果，那么人类判断这棵树不开花不结果，就是正确的。
就明晚期的魔幻程度、征税横征暴敛、基层胥吏狂欢、赋税全压在土地上的状态，这种看起来真的很没谱的反思，其实真的不能算错。
当时眼前太黑了，被当时过于黑乎乎的眼罩蒙蔽了双眼，觉得光明就是单纯的白色而已。很正常。
只是特定时候的反思，未必真的可行。
人的正确思想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至少在货币到底是什么、该不该货币贵金属化、该不该复征实物税的问题上，明末这些启蒙学者是通过社会实践、历史经验得出的一个比较符合直观逻辑的想法。
盛世主动打开大门交流，和那种已经落后之下被人敲开大门被迫交流的很多想法、逻辑，真的是完全不同的。
后世的人，觉得一些正确的东西，此时的人并不觉得正确。因为……因为对面好像也没强到哪去啊，此时也就那么回事吧，凭啥对面的一切都是对的？
这里面终究还是类似那个“儒学是不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问题。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能看出来其中的区别。
比如大顺放开和欧洲的交流，刘钰要发展海军，天文学是航海术的前置科技，所以大顺恶补了天文学的最新发展。
这就导致出现了一个问题，比如说关于天文学里面的一些知识，如赤极、黄极这样的概念。
而大儒们肯定是要解决“西洋人知道，我们居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这是基本的骄傲。
所以，所谓自汉以来，畴人不知有黄极，西人入中国，始云赤道极之外又有黄道极，是为七政恒星右旋之枢，诧为《诗》、《书》、《礼》、《乐》、《易》、《春秋》所未有。遂有大儒曰：西人所云赤极，即《周髀》之正北极也，黄极即《周髀》之北极璇玑也。《虞书》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盖设璇玑以拟黄道极也。黄极在柱史星东南，上弼、少弼之间，终古不随岁差而改。赤极居中，黄极环绕其外，《周髀》固已言之，不始于西人也。
就是说，天文学这种知识，是科学。
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
一些人惊诧于六大经书里居然没有记载。
而骄傲的人，就需要证明，说不是没有记载，是你们根本不懂先贤到底在说什么。比如“璇玑玉衡”这句话，其实说的就是黄道极，这是做了个比喻。《周髀》里已经说过了，只是你们不懂其深奥，胡乱瞎理解而已。
这是不是好事呢？
当然是好事，因为现在的大顺，不是被人打到哭爹喊娘，觉得敌人不可战胜的时候。
得多脆弱、多没底蕴的文明，被人超越一点，就吓得觉得要全面反思，觉得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人种问题，甚至最大的幻想都是觉得自己可以当二等人，至少比黑种人高一等的程度。
这种考据式的贴合追赶，当然是好事，可以在科学问题上，尤其是数学、天文学、代数学等问题上，无缝贴合地追赶学习，并且极大地抵消了抵触情绪。
但在数学、天文学这些“理工科”范畴之外的东西，那就不一样了。
且不说，现代化，是一种全世界共同摧毁旧时代残余，共同取其精华搞出来的一套东西。
只说治国、理政、经济学、赋税制度、殖民、工商、政治学这些东西，这和数学天文学还不一样，凭什么就叫此时的骄傲的士大夫，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正确的、对的呢？
况且，对面这时候其实也就那么回事，也没见得有啥过于高明的理论，甚至很多此时现有的理论是根本无法解决大顺面临的困境的。比如所谓的自由贸易理论，哪怕是原本历史上，亚当斯密也在对华贸易问题上，采用了取巧的方式给出了个特别解释。况于现在，刘钰都开始与荷兰买办合作，到处走私的背景下了。
船坚炮利追上了，克里米亚战争之前，所谓工业化带来的差距，也就那么回事吧。追上燧发枪、调整好税收制度、解决炮兵技巧，凭着体量，当个压路机是没问题的。
所以也就造就了刘钰和林敏关于盐政改革的分歧，或者说刘钰和大部分大顺官僚、士大夫之间在一些问题上的巨大分歧。
而大顺的主流思潮，源于对前朝那条恶龙的反思，前朝的残影至今笼罩在大顺的头顶上。
这种残影的笼罩，类似于宋极力避免唐末藩镇武人乱政的教训，搞出了一个宋。
明到底因何而亡？
明亡时候，士大夫们是进行了集体反思的。
反思的一个结果，就是相对心学异端的反而动之，最终引发了崩塌式的对理学的反思。
而在治国理政上的反思、经济制度上的反思、税赋制度上的反思……这些反思，不是凭空的反思，而是针对大明末期的种种乱象的反思。
国祚近三百年，哪怕后世，三百年的时光，也足以湮灭很多东西。
况于此时。
明末的反思，更多的是反思明中晚期的种种乱象。
归结于一条鞭法的。
归结于横征暴敛的。
归结于白银货币化的。
归结于税收制度的。
当然，也包括盐政制度、货币制度、税收问谁收、工商业发展等等。
但要注意的是，亚当斯密生活在英国，所以他在手工业已经发展的英国，写出了国富论；而法国那群人生活在法国，所以法国大革命之后，搞出了雅各宾土改。
明末士大夫的种种想法，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社会实践、历史演化、以及那根深蒂固的无处不在的融化在躯体里的仁义道德所凝聚出的。
刘钰说他的想法对，他怎么证明？
若是后世，被人甩飞了，拉开了巨大差距了，可以靠“开眼看世界”来证明。
那么，现在呢？现在他的想法，怎么证明是对的？
此时的古今中外，并不包括未来，所以没法证明他是对的。
而在盐政改革问题上，他能够获得皇帝的支持、并且最终获得了改革派的妥协和一定程度的支持，应该说，还是源于主流士大夫对前朝的反思。
但这种反思，又注定了与刘钰只能做短暂的同路人。
因为，包括后世盛赞的王夫之在内，他们对前朝的反思，很多是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态，是一种皇帝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治国导致完犊子了，要是按照自己想的去治理就会很稳固的心态。
仍旧是出于“王者能臣天下之人”、“以小人养君子乃天之制也”、“百姓、禽兽也、非人哉”的角度去思考的。
而黄宗羲反的，可不是反君主制，反的是君主专制，取而代之的，则是“士绅阶层对其余阶层的专政共和，加儒家教区制”，搞半封建制，学校作为最高立法机构和监察机构。
所谓：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于学校。
学校里的人，又怎么选呢？
郡县学官，毋得出自选除。郡县公议，请名儒主之。
道德规范呢？
民间吉凶，一依朱子《家礼》行事。庶民未必通谙，其丧服之制度，木主之尺寸，衣冠之式，宫室之制，在市肆工艺者，学官定而付之；离城聚落，蒙师相其礼以革习俗。
有违礼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悬无益之物，土留未掩之丧，优歌在耳，鄙语满街，则学官之职不修也。
异端思想呢？
时人文集，古文非有师法，语录非有心得，奏议无裨实用，序事无补史学者，不许传刻。其时文、小说、词曲、应酬代笔，已刻者皆追板烧之。
非要说这是以民为主，或者非说这是代议制，倒也不是不行。
但着实是有点被人打上思想钢印之后，先认定什么是对的，然后再往回翻说，然后穿凿附会的感觉。
如果说，是自己这边确实没机会自发进入现代化了，最终自我安慰式的幻想，从这些想法里找只言片语，去寻求答案，是可以的。
或者说，已经落后了，从先贤的言论中寻找似乎和对面那些东西一样的理论的时候，也是可以拿出来的。
但是，如此时的大顺，靠这一套东西，真的能够完成转型吗？
对明末乱局的反思，得到的是一个避免明中晚期乱局的主流反思思想，如同宋之余唐末五代，但能完成毁灭旧时代的使命吗？
前朝犯的错误的反面，一定就是正确的吗？
恶龙残影下催生的诸多想法，倒也未必都是坏事，但如果完全按照这个套路走，肯定是试都不用试，必然走不通。
譬如王夫之的赋税观，认为不应该收资产税，也不应该把土地评为上中下收税，而是全国统一，全部“摊亩入丁”，全都按照人头税征收。
譬如其劳役观，认为两税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都是恶政。应该退回到租庸调制，而且，税要轻，役要重。
税轻，展示出来天子不认为粮食、财富是好东西，这都是垃圾。
役重，展示出来天子认为民力才是好东西，体现了天子对百姓的重视，以民为本嘛。
并且得出结论，如果税轻、劳役重的话，那么天下就没有懒人了。因为种地还是不种地，大家都要服劳役，那么大家为什么不种地呢？
以及，如果取消土地评级制，统一税率，或者按照人头征收。那么，所有人的税都是一样的，你穷肯定是因为你懒，你就会努力种地，而且努力把烂地种成好地。
还有比如针对明末的土地税地方上收的离谱，以及农民军均田的想法，而提出的不用均田和限田，只要降低赋税，土地就不会兼并了。
这或许算启蒙思想，肯定是没错的。
但是否符合国情呢？应该说，也是符合的。
至少是符合明晚期的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矫枉过正的反思。
毕竟，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根据现实和历史，得出的可能是阶段性的结论——若一树，五千年不开花不结果、五千年后年年开花结果，那么人类判断这棵树不开花不结果，就是正确的。
就明晚期的魔幻程度、征税横征暴敛、基层胥吏狂欢、赋税全压在土地上的状态，这种看起来真的很没谱的反思，其实真的不能算错。
当时眼前太黑了，被当时过于黑乎乎的眼罩蒙蔽了双眼，觉得光明就是单纯的白色而已。很正常。
只是特定时候的反思，未必真的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