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六九章 恶龙残影（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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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敏对这篇设想倒也并不是全盘的否定，对里面的一些东西，也不是说完全不支持。
但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他是反对的。
将这篇文章给自己的心腹幕僚看过，其心腹幕僚笑道：“昔者，甄琛以罢盐禁有利百姓而说之元恪，元恪信之。故王夫之言：人君之大患，莫甚于有惠民之心，而小人资之以行其奸私。夫琛之言此，非自欲乾没，则受富商豪民之赂而为之言尔。于国损，于民病，奚恤哉？”
“制定政策的人，最应该提防的事，就是有惠民之心，但小人利用这种惠民之心却做他们想要做的坏事。姜斋之言犹在耳边，此议甚可哂矣！”
对幕僚的这个评价，无疑，林敏是非常支持的。
他的幕僚既然能够熟练引用王夫之的一些历史论点，显然，林敏在一些思想上，是倾向于王夫之那一边的。
盐政改革这件事，看似只是一次改革，但实际上，应该算是明亡顺兴这百余年间思想交锋的一次体现。
这里面涉及到很多东西。
单就盐政改革这件事，其实朝中、学术界，其实一共有五个派别。
这五个派别，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这里面的派别，是刨除掉利益纠葛之后的、单纯的经济思想的派别争辩。
第一种，是认为盐禁本身就是错的，朝廷盐禁就是害民，应该完全取消各种山川之禁，完全地自由发展。
这个派别，在明末时候，影响力就非常大。
大到有些地方官，出于良心和对这个道理的信仰，对于一些私盐贩子根本不怎么管。
而且一些私盐贩子也觉得自己大义加身，贩卖起来的时候，理直气壮。
这里面既包括销售，也包括生产。
第二种，则认为商人参与盐业本身就是错的，盐业就应该全面官营，取消任何商人的参与。
由朝廷收购、朝廷运输、朝廷售卖，得到全部的山海之利。
当然，这里面还需要引申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朝廷拿到这些钱干什么？朝廷应该拿到这些钱，减轻农民负担，不要从土地上征那么多的税，而应该用全面官营的工商业来维系税收。
第三种观点，基本上就是林敏看到的生员给出的观点。
大意就是盐业的问题，根本就在于场商参与到了食盐的生产环节。应该把商人剔除到生产环节之外，别的制度，都是没啥问题的。
第四种观点，就是林敏等朝中盐政改革派的观点。
他们的观点，基本上源自于王夫之等明末大儒对于明朝盐政问题的反思。
在要不要全面取消盐禁的问题上，王夫之认为“弛盐禁以任民之采，徒利一方之豪民，而不知广国储以宽农，其为稗政也无疑”
也就是说，不能完全地放开盐禁，这里面其实也包括矿禁，也就是不能全面地取消矿禁。
整体思想，还是以盐利、矿利等，保持自耕农的稳定，维系一个帝国的运转。以农为本，尽可能维系小农经济。
但同时，在销售端，又应该放开销售，由商人进行运输和销售。
也就是说，要严格控制生产端，但在销售端完全市场化。
朝廷要加大盐禁，禁止别人开采私盐。但在销售问题上，则全面取消盐引制度，让商人愿意去哪卖就去哪卖。
所谓【相所缺而趋之，捷者获焉，钝者自咎其拙，莫能怨也。而私贩之刑不设，争盗抑无缘以起。其在民也，此方挟乏以增价，而彼已至，又唯恐其仇之不先，则踊贵之害亦除】
就是说，如果完全市场化，这个地方贵了，商人肯定争先恐后来卖，生怕慢了；而那个地方的人想要囤货居奇，刚要涨价，别的地方的货又到了，这囤货居奇的生怕自己卖不出去，赶紧降价，所以价格上涨的问题也解决了。
林敏等盐政改革派，算是师从王夫之的这个观点的，所以他们改革的方向，从一开始就没考虑生产端，只是考虑销售端。
要搞全面的票法，代替盐引制，认为只要这么改，问题就全都解决了。
第五种观点，就是刘钰这一派的观点。
刘钰这一派的观点，用当初刘钰和林敏讨论的那番话的意思，就是说，只要生产力还没到从东海到西域，能够月初发车、月末即到的状态，那么搞纯粹的市场调控，那就是脑子抽了。
搞纯粹的票法，真的是过于相信商人的良心，也过于小看商人的投机本能了，更是低估了明中期开始的白银流入、资本积累过快垄断过快的速度了。
【相所缺而趋之，捷者获焉，钝者自咎其拙，莫能怨也】，适用于一个长宽千余里的国家，至少此时并不适用于一个广阔上万里的国家。
所以，刘钰说，引法、票法，都是修修补补。唯一不算修修补补的、有意义的改革，就是搞大盐场，提振盐的生产。
这算是真正进步意义上的、不是修修补补的改革。
而在销售端，既要相信资本的资源配置能力、又要提防资本对市场的扰乱和阻碍。
所以，要搞全面的盐政改革，提振川盐、山西盐、长芦盐、闽粤盐、滇盐，搞一个全面的盐业总公司，协调管控。
依靠各处的生产进步，来缓解物流运输带来的诸多问题。
物流运输问题，现在是无解的。那么就只能在生产端开动脑筋，让各个产盐区都能辐射一个合理的范畴，由国家成立的盐业总公司，根据盐的生产成本，调控征税，稳定价格；同时通过官运商销、明票暗引的手段，确保盐能抵达大部分国土并且销售出去。
这五种对于盐政的看法，各有不同。
刘钰和林敏的分歧，主要在于“盐政改革的重点，是不是淮南垦荒”。
换句话说，刘钰眼里的盐政改革，重中之重，在于淮南垦荒，而淮南垦荒的重中之重，在于扶植资本种植棉花，为大顺的墨西哥棉替代计划打好基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这场盐政改革就是意义不大的。
而林敏眼里的盐政改革，以盐为主，淮南垦荒，种植棉花，其实是盐政改革的副产品。当二者出现冲突的时候，保盐政在销售端的改革，可以放弃垦荒种棉花这个附加选项。
至于别的，两人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分歧。
林敏肯定是反对这篇文章里的做法的，因为林敏的改革设想，一开始就没考虑生产问题，只是考虑了盐区盐引法的改革。
既然一开始没考虑生产端，那么在亲眼看到了刘钰搞大型晒盐场的生产法，再比较一下淮南原本的挖坑烧灰淋卤煮盐法，他自然倾向于刘钰的办法。
至于说这篇关于盐政的建议里，有没有他认可的地方，肯定还是有的。
除了那些乡愿幻想之外，林敏主要认可的地方，还是关于货币问题的。
即“为了防止这些盐户受商人盘剥，朝廷应该主动承担起收盐的任务，同时还要按照一定数量的米粮等给予盐户，确保盐户不会因为粮价波动生计受到影响。”
这应该，也算是明末开始的一大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思辨了。
应该说，从明中晚期开始，一直持续到大顺惟新元年。
即，钱，铜钱，白银，物资之间的关系。
明末开始，之前的过于禁锢，和后期的基层崩溃，以及白银涌入，商品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多的后世称之为启蒙思想家的大儒。
而关于货币问题，他们的想法基本是趋同的。
这些想法，很多源于这边总是步子迈的过于大，咔嚓一下扯着蛋了，然后就退回去小步走，很难学会正常走路了。
大顺皇帝在惟新元年，花了之前二十年时间，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问题：即钱不是财富，那些粮食铁器牛马盐之类的才是真正的财富。
但这个想法的前提，是肯定钱的作用，然后再引申出来的。
否则的话，朝鲜那边早就琢磨着取缔铜钱了，觉得以物易物才是正道，那难道说他们的理解比大顺这边更早？
显然不是。
大顺这边花了二十年时间，让上层想明白的问题，是肯定了明中期开始的商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对于财富本质的一次探索。
而朝鲜那边直接琢磨着取缔货币搞以物易物，尤其是历史上满清禁海迁界让朝鲜当了二道贩子从日本鼓捣回一些贵金属使得这个以物易物的想法延后了一些；而大顺这边则是直接把朝鲜很早就逼到了琢磨着以物易物的想法上了，这个想法的前提，不是发展之后的重新定义和思考，而是纯粹的反动复古考虑下的倒退。
从明末开始的一系列反思，其实就是建立在对明末状况、理学心学的反动之上的。
学术思想上的问题不谈，只说货币问题。
林敏之所以支持，要用粮食交换一些盐，而不能全部用货币，也算是大顺这边的主流思想。
刘钰的想法不是主流，甚至皇帝琢磨出来的道理也不是主流，而主流思想是“粟生金死，民兴于仁”。
从明末开始，乃至大顺立国这百年，思想界的主流，从来都是“反白银、反纸钞、支持实物税”的。
这种想法，当然是有道理的。
大顺这边又没有金银矿，国家征税又用白银，民间交易却用铜钱，白银只有海外贸易这一个输入渠道，到处找金银矿就是找不到波托西级别的，就这么个现实。
反纸钞……反纸钞，则就是源于步子迈的太大，扯着蛋了，这里面的事便也不必细说，前朝的纸钞到底是啥玩意儿也不提了。
反白银、反纸钞、支持实物税，很多威望极高的大儒都是这样想的。
顾炎武反对、王夫之反对、唐甄也反对。
反对的理由，也基本上算是有迹可循。
【古者言富，唯在五谷；至于市易，则有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其后以金三品，亦重在钱。后乃专以钱，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但为器用，不为币。自明以来，乃专以银。至于今，银日益少，不充世用。有千金之产者常旬月不见铢两；谷贱不得饭，肉赎不得食，布帛贱不得衣，鬻谷肉布帛者亦卒不得衣食，银少故也】
就是说，白银太少，通货紧缩，限制了市场繁荣。
所以说，步子迈的太大容易扯着蛋，就扯在这。
这一套理论，搞出来密西西比泡沫的约翰·劳，也在其《论货币和贸易——兼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阐述过。
说增加流通中的货币，对国民经济有百利而无一害。但白银数量有限且缺陷很多，增加货币只能求诸银币以外的其他办法。而国家发行纸币，就可以缓解这个问题。
然后他就搞出来了1720年的欧洲金融市场泡沫大爆炸。
基本上是个类似的问题，在法国和这边就完全是两种情况。
大顺这边，则是纸币蒙元和大明就玩过了，玩崩了。然后白银作为货币，又确实陷入了通货紧缩的窘境，使得明末的思想家对于白银和货币本身出现了质疑。
对于白银货币化、纸钞崩溃的反思而动，最终促成了“粟生金死，民兴于仁”的想法反动，也就引发了“是否要重新征收实物税”的讨论。
即：要不要继续白银货币化的政策，要不要继续收税收白银的政策？
要不要退回到洪武年间，征收本色的税收政策？要不要重新征收稻米、盐、布匹、丝绸，而不是征收货币？
这在明亡顺兴的一系列事件中，也算是思想界的一大主流了。
一方面，小农经济的稳固和顽强程度，天下无出其右者。
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发展，新时代的萌芽出现。
既苦闷于萌芽的发展，又苦闷于萌芽不够茁壮。
于是伴随着对心学、宋明理学的一系列反思；对明末混乱的一系列反思，包括泰州学派在内的诸多激进学派，在一些大人物去世之后，集体走向了对时代的反动。
出过李贽的泰州学派，在那几个开宗立派之人相继去世后，走向了“以歌谣传六谕”、试图三教合流的儒家宗教路线。
宋儒诸多理论，由顾炎武开启的“考据”一法，彻底搞崩。
尤其是等到“今文尚书、古文尚书”的考据、辩伪之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心传被证明可能是“伪作”之后，很多理论更是彻底崩了。
这十六个字是真是假，到底有多重要，对理学、心学来说，是致命的。
不是说这十六个字本身不对，或者说那些衍生出的理论不对，而是如果这是假的，那么理学心学所阐释的儒，还是儒吗？
理学走到这一步，由“心”引出的问题，使之出现了剧烈的分化。
一部分人，走向了宗教性质的禁欲主义；另一部分人如李贽，则搞出了吃喝拉撒就是天理。
这种极端的分化，源于理论本身出了大问题，内部无法弥合了。
所以气的王夫之狂喷李贽，说李贽写的《藏书》就是大毒草。看书的时候，一定不要沉溺于内容，一定要用礼来约束，去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考虑，思考其中的意义，引导到自己身上。
同时还有包括说老百姓都是畜生，求吃、求穿、求配偶、求快乐，这和畜生有什么区别？人之所以为人，就要明白伦理纲常、辨析事物、怀着仁心、做事由义。做不到这四点的，和畜生没有任何区别。所谓庶民之所以为庶民，此之谓禽兽也。
这些，都是在扭曲的分化之下，对明末一些激进想法的反动。
这种对思想解放的反动，是很正常的。根深蒂固的东西。
由此引出的关于经济、治国理念上的反动，也是正常的。
不管是恢复大乡村自治制度、还是反动回封建制、还是恢复实物税、亦或者复辟明初的诸多制度但又有所修改地取缔其不不善的地方……等等，这些在大顺都是非常非常有市场的主流学说。
摧毁礼法反动的最好工具，是工商业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兴起粉碎这一切温情脉脉。
可偏偏，强悍无比地球无双的小农经济，又稳固到一时间根本无法摧毁。
在这种情况下，整天看到的，是资本吃人、商人喝血、货币波动、小农破产，这要是思潮还不反动，才真是见鬼了。
包括林敏在内，对于这一份盐政改革的建议，虽然整体上反对，但对里面关于用一部分实物代替货币，来进行物物交换的想法，还是支持的。
想法倒是很直白。
如果是货币，可能会收到物价波动的影响，导致小盐户破产，然后去借贷商人，被商人盘剥，最终导致草荡被兼并。
但如果给一部分实物，确保能够劳作的基本生存保障，那么小盐户破产就很难。对小生产者来说，只要活着，就行。
林敏对这篇设想倒也并不是全盘的否定，对里面的一些东西，也不是说完全不支持。
但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他是反对的。
将这篇文章给自己的心腹幕僚看过，其心腹幕僚笑道：“昔者，甄琛以罢盐禁有利百姓而说之元恪，元恪信之。故王夫之言：人君之大患，莫甚于有惠民之心，而小人资之以行其奸私。夫琛之言此，非自欲乾没，则受富商豪民之赂而为之言尔。于国损，于民病，奚恤哉？”
“制定政策的人，最应该提防的事，就是有惠民之心，但小人利用这种惠民之心却做他们想要做的坏事。姜斋之言犹在耳边，此议甚可哂矣！”
对幕僚的这个评价，无疑，林敏是非常支持的。
他的幕僚既然能够熟练引用王夫之的一些历史论点，显然，林敏在一些思想上，是倾向于王夫之那一边的。
盐政改革这件事，看似只是一次改革，但实际上，应该算是明亡顺兴这百余年间思想交锋的一次体现。
这里面涉及到很多东西。
单就盐政改革这件事，其实朝中、学术界，其实一共有五个派别。
这五个派别，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这里面的派别，是刨除掉利益纠葛之后的、单纯的经济思想的派别争辩。
第一种，是认为盐禁本身就是错的，朝廷盐禁就是害民，应该完全取消各种山川之禁，完全地自由发展。
这个派别，在明末时候，影响力就非常大。
大到有些地方官，出于良心和对这个道理的信仰，对于一些私盐贩子根本不怎么管。
而且一些私盐贩子也觉得自己大义加身，贩卖起来的时候，理直气壮。
这里面既包括销售，也包括生产。
第二种，则认为商人参与盐业本身就是错的，盐业就应该全面官营，取消任何商人的参与。
由朝廷收购、朝廷运输、朝廷售卖，得到全部的山海之利。
当然，这里面还需要引申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朝廷拿到这些钱干什么？朝廷应该拿到这些钱，减轻农民负担，不要从土地上征那么多的税，而应该用全面官营的工商业来维系税收。
第三种观点，基本上就是林敏看到的生员给出的观点。
大意就是盐业的问题，根本就在于场商参与到了食盐的生产环节。应该把商人剔除到生产环节之外，别的制度，都是没啥问题的。
第四种观点，就是林敏等朝中盐政改革派的观点。
他们的观点，基本上源自于王夫之等明末大儒对于明朝盐政问题的反思。
在要不要全面取消盐禁的问题上，王夫之认为“弛盐禁以任民之采，徒利一方之豪民，而不知广国储以宽农，其为稗政也无疑”
也就是说，不能完全地放开盐禁，这里面其实也包括矿禁，也就是不能全面地取消矿禁。
整体思想，还是以盐利、矿利等，保持自耕农的稳定，维系一个帝国的运转。以农为本，尽可能维系小农经济。
但同时，在销售端，又应该放开销售，由商人进行运输和销售。
也就是说，要严格控制生产端，但在销售端完全市场化。
朝廷要加大盐禁，禁止别人开采私盐。但在销售问题上，则全面取消盐引制度，让商人愿意去哪卖就去哪卖。
所谓【相所缺而趋之，捷者获焉，钝者自咎其拙，莫能怨也。而私贩之刑不设，争盗抑无缘以起。其在民也，此方挟乏以增价，而彼已至，又唯恐其仇之不先，则踊贵之害亦除】
就是说，如果完全市场化，这个地方贵了，商人肯定争先恐后来卖，生怕慢了；而那个地方的人想要囤货居奇，刚要涨价，别的地方的货又到了，这囤货居奇的生怕自己卖不出去，赶紧降价，所以价格上涨的问题也解决了。
林敏等盐政改革派，算是师从王夫之的这个观点的，所以他们改革的方向，从一开始就没考虑生产端，只是考虑销售端。
要搞全面的票法，代替盐引制，认为只要这么改，问题就全都解决了。
第五种观点，就是刘钰这一派的观点。
刘钰这一派的观点，用当初刘钰和林敏讨论的那番话的意思，就是说，只要生产力还没到从东海到西域，能够月初发车、月末即到的状态，那么搞纯粹的市场调控，那就是脑子抽了。
搞纯粹的票法，真的是过于相信商人的良心，也过于小看商人的投机本能了，更是低估了明中期开始的白银流入、资本积累过快垄断过快的速度了。
【相所缺而趋之，捷者获焉，钝者自咎其拙，莫能怨也】，适用于一个长宽千余里的国家，至少此时并不适用于一个广阔上万里的国家。
所以，刘钰说，引法、票法，都是修修补补。唯一不算修修补补的、有意义的改革，就是搞大盐场，提振盐的生产。
这算是真正进步意义上的、不是修修补补的改革。
而在销售端，既要相信资本的资源配置能力、又要提防资本对市场的扰乱和阻碍。
所以，要搞全面的盐政改革，提振川盐、山西盐、长芦盐、闽粤盐、滇盐，搞一个全面的盐业总公司，协调管控。
依靠各处的生产进步，来缓解物流运输带来的诸多问题。
物流运输问题，现在是无解的。那么就只能在生产端开动脑筋，让各个产盐区都能辐射一个合理的范畴，由国家成立的盐业总公司，根据盐的生产成本，调控征税，稳定价格；同时通过官运商销、明票暗引的手段，确保盐能抵达大部分国土并且销售出去。
这五种对于盐政的看法，各有不同。
刘钰和林敏的分歧，主要在于“盐政改革的重点，是不是淮南垦荒”。
换句话说，刘钰眼里的盐政改革，重中之重，在于淮南垦荒，而淮南垦荒的重中之重，在于扶植资本种植棉花，为大顺的墨西哥棉替代计划打好基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这场盐政改革就是意义不大的。
而林敏眼里的盐政改革，以盐为主，淮南垦荒，种植棉花，其实是盐政改革的副产品。当二者出现冲突的时候，保盐政在销售端的改革，可以放弃垦荒种棉花这个附加选项。
至于别的，两人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分歧。
林敏肯定是反对这篇文章里的做法的，因为林敏的改革设想，一开始就没考虑生产问题，只是考虑了盐区盐引法的改革。
既然一开始没考虑生产端，那么在亲眼看到了刘钰搞大型晒盐场的生产法，再比较一下淮南原本的挖坑烧灰淋卤煮盐法，他自然倾向于刘钰的办法。
至于说这篇关于盐政的建议里，有没有他认可的地方，肯定还是有的。
除了那些乡愿幻想之外，林敏主要认可的地方，还是关于货币问题的。
即“为了防止这些盐户受商人盘剥，朝廷应该主动承担起收盐的任务，同时还要按照一定数量的米粮等给予盐户，确保盐户不会因为粮价波动生计受到影响。”
这应该，也算是明末开始的一大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思辨了。
应该说，从明中晚期开始，一直持续到大顺惟新元年。
即，钱，铜钱，白银，物资之间的关系。
明末开始，之前的过于禁锢，和后期的基层崩溃，以及白银涌入，商品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多的后世称之为启蒙思想家的大儒。
而关于货币问题，他们的想法基本是趋同的。
这些想法，很多源于这边总是步子迈的过于大，咔嚓一下扯着蛋了，然后就退回去小步走，很难学会正常走路了。
大顺皇帝在惟新元年，花了之前二十年时间，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问题：即钱不是财富，那些粮食铁器牛马盐之类的才是真正的财富。
但这个想法的前提，是肯定钱的作用，然后再引申出来的。
否则的话，朝鲜那边早就琢磨着取缔铜钱了，觉得以物易物才是正道，那难道说他们的理解比大顺这边更早？
显然不是。
大顺这边花了二十年时间，让上层想明白的问题，是肯定了明中期开始的商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对于财富本质的一次探索。
而朝鲜那边直接琢磨着取缔货币搞以物易物，尤其是历史上满清禁海迁界让朝鲜当了二道贩子从日本鼓捣回一些贵金属使得这个以物易物的想法延后了一些；而大顺这边则是直接把朝鲜很早就逼到了琢磨着以物易物的想法上了，这个想法的前提，不是发展之后的重新定义和思考，而是纯粹的反动复古考虑下的倒退。
从明末开始的一系列反思，其实就是建立在对明末状况、理学心学的反动之上的。
学术思想上的问题不谈，只说货币问题。
林敏之所以支持，要用粮食交换一些盐，而不能全部用货币，也算是大顺这边的主流思想。
刘钰的想法不是主流，甚至皇帝琢磨出来的道理也不是主流，而主流思想是“粟生金死，民兴于仁”。
从明末开始，乃至大顺立国这百年，思想界的主流，从来都是“反白银、反纸钞、支持实物税”的。
这种想法，当然是有道理的。
大顺这边又没有金银矿，国家征税又用白银，民间交易却用铜钱，白银只有海外贸易这一个输入渠道，到处找金银矿就是找不到波托西级别的，就这么个现实。
反纸钞……反纸钞，则就是源于步子迈的太大，扯着蛋了，这里面的事便也不必细说，前朝的纸钞到底是啥玩意儿也不提了。
反白银、反纸钞、支持实物税，很多威望极高的大儒都是这样想的。
顾炎武反对、王夫之反对、唐甄也反对。
反对的理由，也基本上算是有迹可循。
【古者言富，唯在五谷；至于市易，则有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其后以金三品，亦重在钱。后乃专以钱，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但为器用，不为币。自明以来，乃专以银。至于今，银日益少，不充世用。有千金之产者常旬月不见铢两；谷贱不得饭，肉赎不得食，布帛贱不得衣，鬻谷肉布帛者亦卒不得衣食，银少故也】
就是说，白银太少，通货紧缩，限制了市场繁荣。
所以说，步子迈的太大容易扯着蛋，就扯在这。
这一套理论，搞出来密西西比泡沫的约翰·劳，也在其《论货币和贸易——兼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阐述过。
说增加流通中的货币，对国民经济有百利而无一害。但白银数量有限且缺陷很多，增加货币只能求诸银币以外的其他办法。而国家发行纸币，就可以缓解这个问题。
然后他就搞出来了1720年的欧洲金融市场泡沫大爆炸。
基本上是个类似的问题，在法国和这边就完全是两种情况。
大顺这边，则是纸币蒙元和大明就玩过了，玩崩了。然后白银作为货币，又确实陷入了通货紧缩的窘境，使得明末的思想家对于白银和货币本身出现了质疑。
对于白银货币化、纸钞崩溃的反思而动，最终促成了“粟生金死，民兴于仁”的想法反动，也就引发了“是否要重新征收实物税”的讨论。
即：要不要继续白银货币化的政策，要不要继续收税收白银的政策？
要不要退回到洪武年间，征收本色的税收政策？要不要重新征收稻米、盐、布匹、丝绸，而不是征收货币？
这在明亡顺兴的一系列事件中，也算是思想界的一大主流了。
一方面，小农经济的稳固和顽强程度，天下无出其右者。
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发展，新时代的萌芽出现。
既苦闷于萌芽的发展，又苦闷于萌芽不够茁壮。
于是伴随着对心学、宋明理学的一系列反思；对明末混乱的一系列反思，包括泰州学派在内的诸多激进学派，在一些大人物去世之后，集体走向了对时代的反动。
出过李贽的泰州学派，在那几个开宗立派之人相继去世后，走向了“以歌谣传六谕”、试图三教合流的儒家宗教路线。
宋儒诸多理论，由顾炎武开启的“考据”一法，彻底搞崩。
尤其是等到“今文尚书、古文尚书”的考据、辩伪之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心传被证明可能是“伪作”之后，很多理论更是彻底崩了。
这十六个字是真是假，到底有多重要，对理学、心学来说，是致命的。
不是说这十六个字本身不对，或者说那些衍生出的理论不对，而是如果这是假的，那么理学心学所阐释的儒，还是儒吗？
理学走到这一步，由“心”引出的问题，使之出现了剧烈的分化。
一部分人，走向了宗教性质的禁欲主义；另一部分人如李贽，则搞出了吃喝拉撒就是天理。
这种极端的分化，源于理论本身出了大问题，内部无法弥合了。
所以气的王夫之狂喷李贽，说李贽写的《藏书》就是大毒草。看书的时候，一定不要沉溺于内容，一定要用礼来约束，去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考虑，思考其中的意义，引导到自己身上。
同时还有包括说老百姓都是畜生，求吃、求穿、求配偶、求快乐，这和畜生有什么区别？人之所以为人，就要明白伦理纲常、辨析事物、怀着仁心、做事由义。做不到这四点的，和畜生没有任何区别。所谓庶民之所以为庶民，此之谓禽兽也。
这些，都是在扭曲的分化之下，对明末一些激进想法的反动。
这种对思想解放的反动，是很正常的。根深蒂固的东西。
由此引出的关于经济、治国理念上的反动，也是正常的。
不管是恢复大乡村自治制度、还是反动回封建制、还是恢复实物税、亦或者复辟明初的诸多制度但又有所修改地取缔其不不善的地方……等等，这些在大顺都是非常非常有市场的主流学说。
摧毁礼法反动的最好工具，是工商业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兴起粉碎这一切温情脉脉。
可偏偏，强悍无比地球无双的小农经济，又稳固到一时间根本无法摧毁。
在这种情况下，整天看到的，是资本吃人、商人喝血、货币波动、小农破产，这要是思潮还不反动，才真是见鬼了。
包括林敏在内，对于这一份盐政改革的建议，虽然整体上反对，但对里面关于用一部分实物代替货币，来进行物物交换的想法，还是支持的。
想法倒是很直白。
如果是货币，可能会收到物价波动的影响，导致小盐户破产，然后去借贷商人，被商人盘剥，最终导致草荡被兼并。
但如果给一部分实物，确保能够劳作的基本生存保障，那么小盐户破产就很难。对小生产者来说，只要活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