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二零章 割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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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上发生的这一幕，其实说明了一件事，大顺的内部已经割裂了。
不过从大顺开国之初就是割裂的，皇帝也压根不准备弥合这种割裂。
相反，还想要搞两个政府，自己居中调节把控权力，通过互相的割裂来达成平衡，皇权做超然仲裁者。
这源于大顺开国之初选择的制衡政策，并且将皇帝自己的思维都制度化了。
然而，实际上这种割裂远比皇帝想象的更为复杂。而且绝对不同于开国时候故意留下的那种牵制科举官员的割裂。
形似，神不似。
苏北的事已经发生，人也枪毙了，道德上的“屎盆子”也扣下了，人也不可能再活过来了。
但这一切只是个开始。
要均田，要填补乡绅被几乎一网打尽的乡村，要提升那里的组织力为后续的淮河二期工程和新海堤做准备，这都需要人才。
但这些人才，有着非常尴尬的地位，所以不太好选。
皇帝选拔的地点，选在山东登州府。
此时的山东登州府，许多年轻人都在朝威海、即墨等地行进，他们要参加一场考核和选拔。
登州府是刘钰起家的地方。
伴随着海运兴起、对日对朝鲜贸易的深入，登州府逐渐兴盛起来。威海港、青岛港，都伴随着海运而发展起来，更成为了大顺移民辽东的重要中转站。
之前在这里的新学体系，也逐渐建立了起来。
朝廷并不拨款，这是原则问题，有钱拨款搞新学，没钱建官学儒学？
好在刘钰靠着自己的钱撑着，又借着海外贸易的捐助，登州府的新学体系已经渐渐成型。其实一年也花不了几个钱，全国性的义务教育搞不起，一县一府的还是搞得起的。
考不进军校或者科学院的话，剩下的人主要就去一些专科类的学校，主要学航海、会计、贸易、外语、农学等。
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逐渐发现了新学毕业后真能找到工作，这新学也就渐渐振兴了。
朝廷是不承认新学学历的，而且新学学的这些破玩意儿也确实没法参加科举。
是以，前期只能以管一顿午饭的方式，吸引底层百姓让孩子来学。
而且十四岁之前就要分流，因为十二三岁已经能干活了，百姓家里不可能白养一个脱产的劳动力。
也就是这几年新学渐渐体现出了好处，不管是出海还是去外面闯荡，朝廷不认新学学历，那些公司和海商却是认的。
是以这几年学习的多了，觉得是条出路。
再不济，还可以去学接牛痘之类的，混口饭吃就比在家里种地要轻快些。
这里不比松江府，松江府的主流文化，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文化，那是主导。
而这里，则是“中产”文化，主流审美是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一夜暴富”。
会日语是一技之长，会法语是一技之长，会算账是一技之长，会种地也是一技之长。
此时，因为海运而兴起不久的新港青岛，几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在那讨论着前几天朝廷贴出的布告。
朝廷要招募一些人前往苏北。
然而这份布告，并没有想象中那般受到欢迎和追捧，虽然这是正儿八经的朝廷文告。
人群里的一个年轻人嘀咕道：“人都说，这学新学的，一流的去科学院，二流的当军官。咱们是一去不得科学院，二考不进军校。”
“可说起来，有个屁用啊？”
“就算考上科学院，那也连个赐同进士出身都没有。别说赐同进士出身了，连个同举人、同秀才都没有呢。”
“如今朝廷就要选人去苏北，我反正是不去。”
“一个月就给二两银子。人家那边的垦殖公司，学农学的，若是考核合格，直接开价四两一个月，日后还有升职。”
“朝廷就给二两银子不说，干一辈子也就是个村吏，根本不能升。但凡能去公司那边，或者去虾夷、去南洋，谁去朝廷那边？”
他在这一顿谤议朝政，旁边的同窗也跟着附和。
“说的就是呢。京城也有学新学的，可是好地方都是先紧着他们，怎么还不谋个差事？一个月二两银子去苏北那鬼地方，京城可是没人去，这不找到咱们这来了吗？”
“反正我是先去公司那边，要是考不过，再去朝廷那边。”
“去朝廷那边干，这辈子就完了。反正是没啥希望了。”
希望二字，在中产的文化里，是有神性的。
而朝廷是一点不给这些人希望，因为根本不承认新学学历，并且绝对不能当官。
告示上说的没那么明白，但看的人都懂，真要去了，这辈子也就那样了。
这边学新学出身的，但凡学的强点，能进专科分斋学校的，就不可能留在家乡。
留在家乡只能吃屎，或者去当个义学教师。
或者是去苏南，或者是去海外，或者是去南洋，总归都比在家里强。
新学出身的、这群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或者说是从刘钰在登州练兵时候出生长大的第一批新学学生，已经完全和过去的大顺割裂了。
这是一种人为制造的身份标签的割裂。
学儒学的就是能考科举，而他们就算考进科学院最终当个院士也连个同进士出身都没有。
学儒学的是正统学问。
而他们则是旁门左道、杂学、奇技淫巧学问。
某种程度上讲，他们和那些良家子学的也差不多，但区别是老五营兄弟的后代，那是大院良家子，是大顺皇室的基本盘。
不可能把良家子占着的缺给这些人空出来。
所以这些新学学生，既不属于儒学读书人，也不属于封建皇权附庸的良家子阶层。
伴随着苏南资本集团的崛起，对于一定学识、一技之长的“中产”的需求，又在二十年间逐渐造就了登州府年轻人的依托于经济基础的中产文化。
文化上，实际上也已经割裂了。
耕读传家还是一技之长闯荡天下？
仁智礼仪信？还是撕开温情脉脉的面纱一切向钱看？
是收地租放贷？还是靠自己的一技之长谋生发财？
是封建等级不可逾越？还是先秦异端学问里的不论出身选其贤才百工奴隶亦可为相？
共同体的塑造，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悄无声息地展开了，只是进行的太过隐秘，朝中无人察觉。
这些新学年轻人聚在一起，说一句“海上航船会先看到桅杆”，大家便会会心一笑。
说豌豆，会心一笑。
唱一句“背着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不怕风雨打”，也是会心一笑。
通识课本的标准化注释、笑话、童谣、哼哼的歌曲、几乎一致的上下课铃声、被塑造要求喊的老师好，等等、等等，也都塑造了他们相同的记忆。
塑造出了一个被边缘化的、文化上的诡异共同体。
当然，这个诡异的共同体人数并不是很多，相对于大顺的总人口，微不足道。
而且这个诡异的共同体是不学政治的，只学思想品德，也就是各类经书。
不过，问题就在于他们认字。
而大顺的印刷术，是可以印小册子的。
识字是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后世那段混乱而充满希望的历史中，起义的指挥部会在商务印书馆。
如同中国特殊的手工业基础，手工纺织业，纺死织不死，女性骨干基本都是某“纱厂”而不是“布厂”出身的一般。
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此时这种刘钰悄悄挖好的坟坑，朝廷并不能感受到多危险。
皇帝隐约能够感觉到这些新学学生的危险，但也只是觉得危险出自于科举不承认他们的学问不能当官而已。
总体上，对此时的大顺朝廷而言，这些新学学生还算是利大于弊，应该还是利远大于弊的。
一来军队和科学院，吸纳了一流人才，收编为朝廷这边的人。
二来苏南地区的工商业发展、海外开拓，容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人数本来也不甚多，上升期内最多也就是发发牢骚，并不会出大问题。
相反，皇帝想要用什么人的时候，还能从这些新学学生里挑。
苏北那种村吏的活，京城的那些人是不可能去的，给的太少。
在京城怎么不谋点事做。自然只能从这种给二两银子就愿意去农村的地方，招人了。
缺了这些人还真就不行，几县乡绅被杀了个精光，总得有人去基层，皇帝也要尝试一下史书中神乎其技的秦时组织模式。
至于那些地方派科举秀才，肯定是不行的。
一来年纪小的吧，还有希望，说不定下次就中举了；年纪大的，都能年年参加考试，那能为那二两银子就去农村？
再者他们也根本不懂一些学问。
于是，在登州府，就出现了这样的奇闻。
公司和朝廷几乎同时在招人，而奔赴过来的年轻人，先去公司那边，实在没选上，才跑到朝廷这边来。
朝廷反正也不在意，一二流的人才都在朝廷的控制之中，都在对外扩张带来的红利下，以不占据科举官缺为前提，挤进了体制内。
去苏北乡村的，能识字、能集中培训一段时间就能上任、能收税、能组织民力将来修淮河修海堤，也就够了。
呼啦啦捡了公司的剩，招募考核了二百多人。
皇帝心里早就算过，实在大赚。
二百多人，就算再多发点钱，一年不过六七百两银子。
散布基层，提一提税率，除掉了中间商，将来修了淮河灌溉区土地产量增加地等亩税也往上一提，如何不比五百两银子要多？
选拔完毕，也不用到处走，直接在登州装船，送去海州。
在海州那边，由刘钰主持，进行短期的培训，然后上岗便是。
朝堂上发生的这一幕，其实说明了一件事，大顺的内部已经割裂了。
不过从大顺开国之初就是割裂的，皇帝也压根不准备弥合这种割裂。
相反，还想要搞两个政府，自己居中调节把控权力，通过互相的割裂来达成平衡，皇权做超然仲裁者。
这源于大顺开国之初选择的制衡政策，并且将皇帝自己的思维都制度化了。
然而，实际上这种割裂远比皇帝想象的更为复杂。而且绝对不同于开国时候故意留下的那种牵制科举官员的割裂。
形似，神不似。
苏北的事已经发生，人也枪毙了，道德上的“屎盆子”也扣下了，人也不可能再活过来了。
但这一切只是个开始。
要均田，要填补乡绅被几乎一网打尽的乡村，要提升那里的组织力为后续的淮河二期工程和新海堤做准备，这都需要人才。
但这些人才，有着非常尴尬的地位，所以不太好选。
皇帝选拔的地点，选在山东登州府。
此时的山东登州府，许多年轻人都在朝威海、即墨等地行进，他们要参加一场考核和选拔。
登州府是刘钰起家的地方。
伴随着海运兴起、对日对朝鲜贸易的深入，登州府逐渐兴盛起来。威海港、青岛港，都伴随着海运而发展起来，更成为了大顺移民辽东的重要中转站。
之前在这里的新学体系，也逐渐建立了起来。
朝廷并不拨款，这是原则问题，有钱拨款搞新学，没钱建官学儒学？
好在刘钰靠着自己的钱撑着，又借着海外贸易的捐助，登州府的新学体系已经渐渐成型。其实一年也花不了几个钱，全国性的义务教育搞不起，一县一府的还是搞得起的。
考不进军校或者科学院的话，剩下的人主要就去一些专科类的学校，主要学航海、会计、贸易、外语、农学等。
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逐渐发现了新学毕业后真能找到工作，这新学也就渐渐振兴了。
朝廷是不承认新学学历的，而且新学学的这些破玩意儿也确实没法参加科举。
是以，前期只能以管一顿午饭的方式，吸引底层百姓让孩子来学。
而且十四岁之前就要分流，因为十二三岁已经能干活了，百姓家里不可能白养一个脱产的劳动力。
也就是这几年新学渐渐体现出了好处，不管是出海还是去外面闯荡，朝廷不认新学学历，那些公司和海商却是认的。
是以这几年学习的多了，觉得是条出路。
再不济，还可以去学接牛痘之类的，混口饭吃就比在家里种地要轻快些。
这里不比松江府，松江府的主流文化，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文化，那是主导。
而这里，则是“中产”文化，主流审美是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一夜暴富”。
会日语是一技之长，会法语是一技之长，会算账是一技之长，会种地也是一技之长。
此时，因为海运而兴起不久的新港青岛，几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在那讨论着前几天朝廷贴出的布告。
朝廷要招募一些人前往苏北。
然而这份布告，并没有想象中那般受到欢迎和追捧，虽然这是正儿八经的朝廷文告。
人群里的一个年轻人嘀咕道：“人都说，这学新学的，一流的去科学院，二流的当军官。咱们是一去不得科学院，二考不进军校。”
“可说起来，有个屁用啊？”
“就算考上科学院，那也连个赐同进士出身都没有。别说赐同进士出身了，连个同举人、同秀才都没有呢。”
“如今朝廷就要选人去苏北，我反正是不去。”
“一个月就给二两银子。人家那边的垦殖公司，学农学的，若是考核合格，直接开价四两一个月，日后还有升职。”
“朝廷就给二两银子不说，干一辈子也就是个村吏，根本不能升。但凡能去公司那边，或者去虾夷、去南洋，谁去朝廷那边？”
他在这一顿谤议朝政，旁边的同窗也跟着附和。
“说的就是呢。京城也有学新学的，可是好地方都是先紧着他们，怎么还不谋个差事？一个月二两银子去苏北那鬼地方，京城可是没人去，这不找到咱们这来了吗？”
“反正我是先去公司那边，要是考不过，再去朝廷那边。”
“去朝廷那边干，这辈子就完了。反正是没啥希望了。”
希望二字，在中产的文化里，是有神性的。
而朝廷是一点不给这些人希望，因为根本不承认新学学历，并且绝对不能当官。
告示上说的没那么明白，但看的人都懂，真要去了，这辈子也就那样了。
这边学新学出身的，但凡学的强点，能进专科分斋学校的，就不可能留在家乡。
留在家乡只能吃屎，或者去当个义学教师。
或者是去苏南，或者是去海外，或者是去南洋，总归都比在家里强。
新学出身的、这群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或者说是从刘钰在登州练兵时候出生长大的第一批新学学生，已经完全和过去的大顺割裂了。
这是一种人为制造的身份标签的割裂。
学儒学的就是能考科举，而他们就算考进科学院最终当个院士也连个同进士出身都没有。
学儒学的是正统学问。
而他们则是旁门左道、杂学、奇技淫巧学问。
某种程度上讲，他们和那些良家子学的也差不多，但区别是老五营兄弟的后代，那是大院良家子，是大顺皇室的基本盘。
不可能把良家子占着的缺给这些人空出来。
所以这些新学学生，既不属于儒学读书人，也不属于封建皇权附庸的良家子阶层。
伴随着苏南资本集团的崛起，对于一定学识、一技之长的“中产”的需求，又在二十年间逐渐造就了登州府年轻人的依托于经济基础的中产文化。
文化上，实际上也已经割裂了。
耕读传家还是一技之长闯荡天下？
仁智礼仪信？还是撕开温情脉脉的面纱一切向钱看？
是收地租放贷？还是靠自己的一技之长谋生发财？
是封建等级不可逾越？还是先秦异端学问里的不论出身选其贤才百工奴隶亦可为相？
共同体的塑造，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悄无声息地展开了，只是进行的太过隐秘，朝中无人察觉。
这些新学年轻人聚在一起，说一句“海上航船会先看到桅杆”，大家便会会心一笑。
说豌豆，会心一笑。
唱一句“背着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不怕风雨打”，也是会心一笑。
通识课本的标准化注释、笑话、童谣、哼哼的歌曲、几乎一致的上下课铃声、被塑造要求喊的老师好，等等、等等，也都塑造了他们相同的记忆。
塑造出了一个被边缘化的、文化上的诡异共同体。
当然，这个诡异的共同体人数并不是很多，相对于大顺的总人口，微不足道。
而且这个诡异的共同体是不学政治的，只学思想品德，也就是各类经书。
不过，问题就在于他们认字。
而大顺的印刷术，是可以印小册子的。
识字是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后世那段混乱而充满希望的历史中，起义的指挥部会在商务印书馆。
如同中国特殊的手工业基础，手工纺织业，纺死织不死，女性骨干基本都是某“纱厂”而不是“布厂”出身的一般。
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此时这种刘钰悄悄挖好的坟坑，朝廷并不能感受到多危险。
皇帝隐约能够感觉到这些新学学生的危险，但也只是觉得危险出自于科举不承认他们的学问不能当官而已。
总体上，对此时的大顺朝廷而言，这些新学学生还算是利大于弊，应该还是利远大于弊的。
一来军队和科学院，吸纳了一流人才，收编为朝廷这边的人。
二来苏南地区的工商业发展、海外开拓，容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人数本来也不甚多，上升期内最多也就是发发牢骚，并不会出大问题。
相反，皇帝想要用什么人的时候，还能从这些新学学生里挑。
苏北那种村吏的活，京城的那些人是不可能去的，给的太少。
在京城怎么不谋点事做。自然只能从这种给二两银子就愿意去农村的地方，招人了。
缺了这些人还真就不行，几县乡绅被杀了个精光，总得有人去基层，皇帝也要尝试一下史书中神乎其技的秦时组织模式。
至于那些地方派科举秀才，肯定是不行的。
一来年纪小的吧，还有希望，说不定下次就中举了；年纪大的，都能年年参加考试，那能为那二两银子就去农村？
再者他们也根本不懂一些学问。
于是，在登州府，就出现了这样的奇闻。
公司和朝廷几乎同时在招人，而奔赴过来的年轻人，先去公司那边，实在没选上，才跑到朝廷这边来。
朝廷反正也不在意，一二流的人才都在朝廷的控制之中，都在对外扩张带来的红利下，以不占据科举官缺为前提，挤进了体制内。
去苏北乡村的，能识字、能集中培训一段时间就能上任、能收税、能组织民力将来修淮河修海堤，也就够了。
呼啦啦捡了公司的剩，招募考核了二百多人。
皇帝心里早就算过，实在大赚。
二百多人，就算再多发点钱，一年不过六七百两银子。
散布基层，提一提税率，除掉了中间商，将来修了淮河灌溉区土地产量增加地等亩税也往上一提，如何不比五百两银子要多？
选拔完毕，也不用到处走，直接在登州装船，送去海州。
在海州那边，由刘钰主持，进行短期的培训，然后上岗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