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一七章 事物的两面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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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是整件事情里最简单的一件事,毫无技术含量。
夏至刚过,苏北各官员的奏折和秘密奏折就都已经到了皇帝的面前,还有那份牵扯了八百多条人命的《淮安劣绅录》。
皇帝只随便翻了翻那册《淮安劣绅录》,周围又没有大臣,他连假装愤怒一下的情绪都没做。
只扫了两眼,便把这册牵扯了八百多条人命,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人命、而是乡绅人命的文册扔到了一边。
花了大约半分钟看了看这本大约20万字的劣绅录,花了三十分钟看了看一同递上来的大约1万字的预计抄没官田亩册。
然后,在今天就寝之前,皇帝就一直在看刘钰一并奉上来的《奏请盐区垦荒疏》。
这份奏疏,一共两份。
一份是可以拿到外面、拿到朝堂的。
另一份,是内部版本,是不能拿到朝堂上去看的。
这些年,刘钰已经很少再上这种正儿八经的奏疏了,皇帝只读了几页,便找到了那种久违的“正经”的感觉。
借着明亮的天保府那边献上来的、纯粹是手工搓出来只能作为贡品的煤油灯,阅读着这本图文并茂的正经的《奏请盐区垦荒疏》。
臣钰言:
江北范公堤,唐宋以前,悉为沧海。
自宋而后,黄河夺淮,泥沙淤垫,海岸东迁。范公堤者,宋时海岸线也。
沧海桑田之地,北自灌河陈家港起,南至南通州吕四港,西以范公堤为界,东至于海,合拢面积四万五千平方里,约合亩数一千六百五十四万亩。
详见图甲。
淤积之初,土皆盐卤,寸草不生,但利于盐,遂有淮南盐业之利。
然随雨水冲刷、黄淮水淡,海气日退、盐卤日素。
是以,淮南为盐场,仅从自然条件来说,不如淮北远甚。
自然之外,另有传统。
因前朝制度,本朝承之,两淮多以煮盐之法。所为者何,以臣之见,初期是前朝洪武年间休养生息、人口稀少之不得已之策;然至以后,晒盐之法日兴,却因盐户煮盐比晒盐方便控制,是以因袭之。
若煮盐之法不变,选盐不不能垦、选垦则不能盐。
垦荒之前,要先由陛下圣裁淮南日后的定位是产盐,还是产粮,然后才能定垦荒之法。
是以,臣先论淮南兴盐之弊。
其共有三。
其一:淮南取卤之法,太旧。
煮盐之前,需要先提卤。
然而提卤,又不是直接取海水,因为煮盐要用柴、草,海边缺乏,运输不易,是以只能就近选择柴草多处。且因黄淮长江入海,淮南海水寡淡,非比别处。
淮南取卤,所用之法,为宋之“摊灰淋卤法”,是要在土地上取卤的。
其法如下:
选择天晴的时候,挖掘一处盐碱地。然后夯实地基,晴天暴晒,通过水气升腾,使得下面的盐分上升到夯实的地表。
然后,取草木灰,均匀地摊撒在地标,利用草木灰,吸附其中的盐分。
待吸附的差不多了,往里面灌水。
再投入石莲子,依靠浮力,确定含盐量是否够高、是否值得煮。
若值得煮,则将这些含盐的草灰水,才能算是盐卤。
陛下恕臣之粗鄙,若在那些能够晒盐的地方,单单此淋卤之法,便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平白增加了许多成本。
而此淋卤法,又需大量的草灰。
草灰,是草烧出来的。
所以,又需要大量的草地。
割草、晒草、烧灰、摊灰、引卤,皆费。
此其一弊也。
其二:淮南煮盐之法,太旧。
长芦、营口、福建、台湾等地,皆用晒盐之法。
盖因非盐税重地,朝廷监管无力,是以开花结果。非前朝不想管,实无力管也。
而淮南地,因为朝廷要控制盐税,盐政官员有都是不学无术、因循守旧之辈,是以根本不知如何管晒盐法、也不知如何在晒盐法的基础上收税,因此一直不准用晒盐法。
而这就导致,淮南要把好容易用草木灰提出来的卤变成盐,还得经过一道煮的工序。
煮……既然范公堤以东都是宋后才冲出来的,又怎么可能有浅层的煤矿呢?
是以,既要煮盐,又没有煤,必要用草木。
煮盐,这又需要大量的草场、林场。
且不提能长树长草的地方,基本上就可以垦荒,只说淋卤、煮盐两道工序,皆需要大量的草木,这使得淮南盐的成本极高。
此其弊二也。
其三:淮南盐,生产成本高、运输成本也高。
自前朝起,川盐侵楚、闽粤入江西,便是难解决之事,本朝尤甚。
何以?
自淮南去汉口,一路皆为逆水行舟,如何比得上夔州盐顺水而下?
淮南尚用煮盐法,福建等地皆已用晒盐法,生产成本,如何能比?
运输成本也高、生产成本也高,如此一来,官盐价格就算没有那些盐商之弊,损公肥私之举,又如何争得过闽盐、川盐?
官盐日贵,而私盐日多,本朝人口增加一倍有余,两淮盐税却不加增,皆在此也。
陛下亦知英圭黎茶税之事,于此同理。
由此三弊,臣以为,淮南当废盐兴垦。
废淮南盐之事,又可细分为三个方向。
总体而言,要有别处的官盐,补足淮南盐的市场。
川盐开发,所补者,湘楚也。
一者,本朝因铸钱、运铅之故,长江航路已经熟悉,虽然现在沉没率有百分之十,但陛下圣明,当知这百分之十的沉没的运铜船,其实至少一大半都是假装沉没然后把铜私卖了的。
二者,西北战争结束,陕西商贾财力丰厚,正可开发川盐,而使川南为镇统西南之桥头堡。
臣所保者,三年之内,川盐必可补足湘楚所需。
这是第一个方向。
第二个方向,便是淮北,尤其是海州盐业。
淮南、淮北之别,于盐一事,淮北无论是降水量还是气候条件,都比淮南适合用晒盐法。
晒盐法的好处,臣已多次言及,此不细说。
此番盐政改革,以淮北为始,而其终者,在于淮南。
第三个方向,便是闽、粤之言,此事可与第二个方向同说。
即:以淮北、闽粤之盐,补足除了湘楚之外的淮南盐市场。
两淮江南各地,陛下圣明仁德、雄阔天下,遂废运河之弊、兴海运之利,海运既兴,江南市场也不必担心海州的盐运不过去,完全可以补足淮南盐空缺的市场。
此事不可徐徐图之,当应在五年之内解决。
即:五年之内,由川盐、淮北盐、闽粤盐,在保证产量充足、民众不缺、官盐销售比之前更多的前提下,全面取代淮南盐的市场。
川盐之事不提。
淮北盐政,臣以为也不应只以“改引为票”为目的,而是应以全面取代淮南盐业为目的,改引为票,只是手段,不应是目的。
此事,当可分为三步走。
第一步,改引为票,此不必多言。
第二步,筹办淮北盐业总公司。
在海州,利用海州地区的海卤浓烈、日照充足之优势,臣可保票,三年之内,淮北盐产量即可完全保证淮南盐退场、长芦走私盐退场后的百姓之所需。
以五年为期。
首年,也就是今年。
改淮北盐票法,在汉口等地,狙击淮南盐商的反扑,摧毁他们的资本。
同时,吸纳投资,开办淮北盐业总公司,利用气候优势,在海州普及晒盐法,提升盐产量。
明年,也就是惟新二年。
借助长芦走私盐被打击造成的官盐销量大增的事实,打压朝中反对盐改者的声音。
同时如果淮南盐商在汉口与朝廷的官盐打擂台,则明年其财力必然衰弱,无力抵抗。
借此,要求湘楚盐市场,归于淮北。
淮北盐场大力发展,补足湘楚盐市场的空缺。
之后数年,或三、或五。
川南盐产量已经足够供应湘楚市场,则将淮北市场的盐退出湘楚,用于取代剩余的淮南盐市场。
这其中的关键,就是官运商销、化枭为商。
如在汉口,承办官盐销售的,都是湘楚商人。
因为是官运,所以他们不需要考虑到底是川盐还是淮南盐亦或者是淮北盐。
对销售端并无影响。
销售端无影响,则对百姓就无影响。
这样,朝廷即可计划性地控制淮北、川南的盐产量,在川南盐可以供给湘楚市场所需的时候,就将淮北盐撤出。
而淮北盐的产量,因为湘楚市场之所需,也已经发展起来,足够全面取代淮南的盐市场。
如此,三五年之后,朝廷即可全面废止淮南盐。
又因为官运商销的特点,使得百姓、商贾,都无法感觉到盐业改革的动荡。
其中关键点,就在于湘楚这个市场,作为缓冲和蓄水池。
惟新二年,湘楚市场,是为了提振淮北晒盐总公司的盐产量,保证资本有利可图,扩大生产。
惟新三五年,湘楚市场依旧是个缓冲,将已经发展起来的川盐引入,在淮北晒盐的产量已经借由此缓冲市场提振的情况下,全面入侵淮南盐的最后市场。
而淮南盐,无论成本还是质量,都不能和淮北盐相比,且经过之前对盐商资本的狙击,其已无力,必败。
若陛下定此盐政大改之策,垦荒之业,则可大兴。
贤哲言:辩证地去看,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好事可以变坏事,坏事也可以变好事。
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
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
老子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即此理也。
为人者,当全面地看事物,找出其中的规律并加以利用,将坏事变成好事。
是以,臣又言:淮南兴盐之弊,即为兴垦之利。
同为淮南,盐则弊、垦则利,此即事物的两面性。
,新顺1730
杀,是整件事情里最简单的一件事,毫无技术含量。
夏至刚过,苏北各官员的奏折和秘密奏折就都已经到了皇帝的面前,还有那份牵扯了八百多条人命的《淮安劣绅录》。
皇帝只随便翻了翻那册《淮安劣绅录》,周围又没有大臣,他连假装愤怒一下的情绪都没做。
只扫了两眼,便把这册牵扯了八百多条人命,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人命、而是乡绅人命的文册扔到了一边。
花了大约半分钟看了看这本大约20万字的劣绅录,花了三十分钟看了看一同递上来的大约1万字的预计抄没官田亩册。
然后,在今天就寝之前,皇帝就一直在看刘钰一并奉上来的《奏请盐区垦荒疏》。
这份奏疏,一共两份。
一份是可以拿到外面、拿到朝堂的。
另一份,是内部版本,是不能拿到朝堂上去看的。
这些年,刘钰已经很少再上这种正儿八经的奏疏了,皇帝只读了几页,便找到了那种久违的“正经”的感觉。
借着明亮的天保府那边献上来的、纯粹是手工搓出来只能作为贡品的煤油灯,阅读着这本图文并茂的正经的《奏请盐区垦荒疏》。
臣钰言:
江北范公堤,唐宋以前,悉为沧海。
自宋而后,黄河夺淮,泥沙淤垫,海岸东迁。范公堤者,宋时海岸线也。
沧海桑田之地,北自灌河陈家港起,南至南通州吕四港,西以范公堤为界,东至于海,合拢面积四万五千平方里,约合亩数一千六百五十四万亩。
详见图甲。
淤积之初,土皆盐卤,寸草不生,但利于盐,遂有淮南盐业之利。
然随雨水冲刷、黄淮水淡,海气日退、盐卤日素。
是以,淮南为盐场,仅从自然条件来说,不如淮北远甚。
自然之外,另有传统。
因前朝制度,本朝承之,两淮多以煮盐之法。所为者何,以臣之见,初期是前朝洪武年间休养生息、人口稀少之不得已之策;然至以后,晒盐之法日兴,却因盐户煮盐比晒盐方便控制,是以因袭之。
若煮盐之法不变,选盐不不能垦、选垦则不能盐。
垦荒之前,要先由陛下圣裁淮南日后的定位是产盐,还是产粮,然后才能定垦荒之法。
是以,臣先论淮南兴盐之弊。
其共有三。
其一:淮南取卤之法,太旧。
煮盐之前,需要先提卤。
然而提卤,又不是直接取海水,因为煮盐要用柴、草,海边缺乏,运输不易,是以只能就近选择柴草多处。且因黄淮长江入海,淮南海水寡淡,非比别处。
淮南取卤,所用之法,为宋之“摊灰淋卤法”,是要在土地上取卤的。
其法如下:
选择天晴的时候,挖掘一处盐碱地。然后夯实地基,晴天暴晒,通过水气升腾,使得下面的盐分上升到夯实的地表。
然后,取草木灰,均匀地摊撒在地标,利用草木灰,吸附其中的盐分。
待吸附的差不多了,往里面灌水。
再投入石莲子,依靠浮力,确定含盐量是否够高、是否值得煮。
若值得煮,则将这些含盐的草灰水,才能算是盐卤。
陛下恕臣之粗鄙,若在那些能够晒盐的地方,单单此淋卤之法,便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平白增加了许多成本。
而此淋卤法,又需大量的草灰。
草灰,是草烧出来的。
所以,又需要大量的草地。
割草、晒草、烧灰、摊灰、引卤,皆费。
此其一弊也。
其二:淮南煮盐之法,太旧。
长芦、营口、福建、台湾等地,皆用晒盐之法。
盖因非盐税重地,朝廷监管无力,是以开花结果。非前朝不想管,实无力管也。
而淮南地,因为朝廷要控制盐税,盐政官员有都是不学无术、因循守旧之辈,是以根本不知如何管晒盐法、也不知如何在晒盐法的基础上收税,因此一直不准用晒盐法。
而这就导致,淮南要把好容易用草木灰提出来的卤变成盐,还得经过一道煮的工序。
煮……既然范公堤以东都是宋后才冲出来的,又怎么可能有浅层的煤矿呢?
是以,既要煮盐,又没有煤,必要用草木。
煮盐,这又需要大量的草场、林场。
且不提能长树长草的地方,基本上就可以垦荒,只说淋卤、煮盐两道工序,皆需要大量的草木,这使得淮南盐的成本极高。
此其弊二也。
其三:淮南盐,生产成本高、运输成本也高。
自前朝起,川盐侵楚、闽粤入江西,便是难解决之事,本朝尤甚。
何以?
自淮南去汉口,一路皆为逆水行舟,如何比得上夔州盐顺水而下?
淮南尚用煮盐法,福建等地皆已用晒盐法,生产成本,如何能比?
运输成本也高、生产成本也高,如此一来,官盐价格就算没有那些盐商之弊,损公肥私之举,又如何争得过闽盐、川盐?
官盐日贵,而私盐日多,本朝人口增加一倍有余,两淮盐税却不加增,皆在此也。
陛下亦知英圭黎茶税之事,于此同理。
由此三弊,臣以为,淮南当废盐兴垦。
废淮南盐之事,又可细分为三个方向。
总体而言,要有别处的官盐,补足淮南盐的市场。
川盐开发,所补者,湘楚也。
一者,本朝因铸钱、运铅之故,长江航路已经熟悉,虽然现在沉没率有百分之十,但陛下圣明,当知这百分之十的沉没的运铜船,其实至少一大半都是假装沉没然后把铜私卖了的。
二者,西北战争结束,陕西商贾财力丰厚,正可开发川盐,而使川南为镇统西南之桥头堡。
臣所保者,三年之内,川盐必可补足湘楚所需。
这是第一个方向。
第二个方向,便是淮北,尤其是海州盐业。
淮南、淮北之别,于盐一事,淮北无论是降水量还是气候条件,都比淮南适合用晒盐法。
晒盐法的好处,臣已多次言及,此不细说。
此番盐政改革,以淮北为始,而其终者,在于淮南。
第三个方向,便是闽、粤之言,此事可与第二个方向同说。
即:以淮北、闽粤之盐,补足除了湘楚之外的淮南盐市场。
两淮江南各地,陛下圣明仁德、雄阔天下,遂废运河之弊、兴海运之利,海运既兴,江南市场也不必担心海州的盐运不过去,完全可以补足淮南盐空缺的市场。
此事不可徐徐图之,当应在五年之内解决。
即:五年之内,由川盐、淮北盐、闽粤盐,在保证产量充足、民众不缺、官盐销售比之前更多的前提下,全面取代淮南盐的市场。
川盐之事不提。
淮北盐政,臣以为也不应只以“改引为票”为目的,而是应以全面取代淮南盐业为目的,改引为票,只是手段,不应是目的。
此事,当可分为三步走。
第一步,改引为票,此不必多言。
第二步,筹办淮北盐业总公司。
在海州,利用海州地区的海卤浓烈、日照充足之优势,臣可保票,三年之内,淮北盐产量即可完全保证淮南盐退场、长芦走私盐退场后的百姓之所需。
以五年为期。
首年,也就是今年。
改淮北盐票法,在汉口等地,狙击淮南盐商的反扑,摧毁他们的资本。
同时,吸纳投资,开办淮北盐业总公司,利用气候优势,在海州普及晒盐法,提升盐产量。
明年,也就是惟新二年。
借助长芦走私盐被打击造成的官盐销量大增的事实,打压朝中反对盐改者的声音。
同时如果淮南盐商在汉口与朝廷的官盐打擂台,则明年其财力必然衰弱,无力抵抗。
借此,要求湘楚盐市场,归于淮北。
淮北盐场大力发展,补足湘楚盐市场的空缺。
之后数年,或三、或五。
川南盐产量已经足够供应湘楚市场,则将淮北市场的盐退出湘楚,用于取代剩余的淮南盐市场。
这其中的关键,就是官运商销、化枭为商。
如在汉口,承办官盐销售的,都是湘楚商人。
因为是官运,所以他们不需要考虑到底是川盐还是淮南盐亦或者是淮北盐。
对销售端并无影响。
销售端无影响,则对百姓就无影响。
这样,朝廷即可计划性地控制淮北、川南的盐产量,在川南盐可以供给湘楚市场所需的时候,就将淮北盐撤出。
而淮北盐的产量,因为湘楚市场之所需,也已经发展起来,足够全面取代淮南的盐市场。
如此,三五年之后,朝廷即可全面废止淮南盐。
又因为官运商销的特点,使得百姓、商贾,都无法感觉到盐业改革的动荡。
其中关键点,就在于湘楚这个市场,作为缓冲和蓄水池。
惟新二年,湘楚市场,是为了提振淮北晒盐总公司的盐产量,保证资本有利可图,扩大生产。
惟新三五年,湘楚市场依旧是个缓冲,将已经发展起来的川盐引入,在淮北晒盐的产量已经借由此缓冲市场提振的情况下,全面入侵淮南盐的最后市场。
而淮南盐,无论成本还是质量,都不能和淮北盐相比,且经过之前对盐商资本的狙击,其已无力,必败。
若陛下定此盐政大改之策,垦荒之业,则可大兴。
贤哲言:辩证地去看,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好事可以变坏事,坏事也可以变好事。
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
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
老子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即此理也。
为人者,当全面地看事物,找出其中的规律并加以利用,将坏事变成好事。
是以,臣又言:淮南兴盐之弊,即为兴垦之利。
同为淮南,盐则弊、垦则利,此即事物的两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