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零九章 皇帝的职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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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使”、一个“联”，听起来好像都差不多。但此时、尤其是给皇帝的奏折，遣词用句不得不谨慎明确。
李淦从刘钰这些年的一些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言论，对着被他涂抹掉的“联”字，若有所思。
《周礼》之大宰篇言：三曰官联，以会官治。汉之郑玄注之曰：官联，谓国之大事一官不能独，六官共举之。共举，谓之联。
尤其是大顺经历过明末联虏平寇、联寇御虏、联明保天下等等政权的种种口号后。联，这个字，首先便有一种平等对待的涵义在其间。
一开始，刘钰脱颖而出于永宁寺碑文之事。那时候与将士同甘共苦，李淦觉得也很正常，不过是读了一些兵书，欲效李将军治军之事尔。
但到后来，十余年间，又是将自己的仆从正名为人、又是在军中的种种举动，都让李淦觉得有些好奇。
人若做作或者作假，总不可能十余年如一日，只能是内心如此，才能表里合一。只是考虑到刘钰的出身，这就难说不奇怪了。
但这种奇怪终究想不出个所以然，李淦想了一阵，也就笑笑，将涂抹改掉后的旧奏折扔到一旁。
将那张写着“圈”字的纸，夹在了书中，想了一下，又觉得说是圈似乎也有些不太合适。
圈者，猪牛羊也。舍者，鸡鸭鹅也。
似乎，更像是农妇养鸡，平时可以取鸡蛋。可要是真的饿到极点，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能杀了鸡吃肉。
朝中的说法，是复宋时买扑之旧制，照六百年前故事。
只是李淦心里清楚，说是宋时买扑旧制，可实际上多半不同。将来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这个时代的人们，总是对新事物充满了不安，以及对未知的恐惧天性。
不像是蒸汽机面世之后的那几十年间，人类自信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宇宙万物都不过是理性可以推断的、人的发明可以改变一切，包括整个宇宙，对于新生的事物总是充满了美好的幻想和期待。
而这个时代，则是三百年前的死人从棺材里爬出来，只需要几天时间，就能完美适应此时的一切生活。三百年前的秀才，到了这里一样可以中秀才，甚至可能不需要再去多学什么。爷爷的经验总是有用的，于是越发对新生事物充满了一种莫名的不安。
李淦作为皇帝，这种不安和恐惧其实尤甚。只是刘钰在身边已久，交流日多，似乎总能说对那些不曾见过的东西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终究，此时的人不是怕新事物，本质还是怕那些无法以史为鉴的未知。
正因如此，李淦允了刘钰下西洋的请求。他想要看看，在刘钰离开之后，那些新生的东西，不管是海军、贸易公司、还是移民、鲸海新制，到底会有什么问题。
隐约间，李淦其实已经有些怀疑刘钰“报喜不报忧”。
只要他在，就会悄悄调控，不会出现一些让皇帝不安或者不爽的东西。
所以李淦想让他离开一段时间看看，看看清楚。
下西洋，少则二三年，若没有了刘钰在这边拨弄，真有什么问题也该出现了。
李淦隐约觉得一直在默默地将有些隐忧去除，防患于未然，从而让他这个做皇帝的，只能看到刘钰想让他看到的那些东西。
这算不上欺君之罪，而是这些年刘钰一贯的表现让皇帝产生的一种认知。就像是之前西域一战一样，先借刀杀人绝杀教主，倒逼朝廷按照他的计划来。虽然和朝廷设计的差不多，但当时皇帝就已经警告过了刘钰。
而这一次征倭之战，刘钰的作为倒是没有出格。但他对日谋划和海权问题表现出的那种“治不病”的风格，更是让李淦加深了这种感觉。
还没等出问题之前，先把问题掐死在襁褓之中，而不是等出了问题再去解决。
换到这些新生事物里，是不是也是一样呢？会不会这些新生事物，并非都是像刘钰说的那么好，而是本身是有大问题的，只是刘钰一直坐镇操控，使得这些大问题还没露出苗头就被压制。
其目的为何，皇帝还是信赖刘钰的，无非就是刘钰觉得这条路对大顺、对江山社稷有好处。
只是这些革新，怕出什么问题，导致皇帝担心，或言因噎废食，从而断绝了这条路的可能。
皇权至上，这问题本身就是个信赖的问题。
信赖，那这就是其心可嘉，用心良苦。
若不信赖，那就是其心可诛，别有用心。
此时的信赖正浓，又知进退，看上去完全是臣子典范。可李淦却还是希望自己能够亲眼看看刘钰不在的情况下，这些新生事物到底是怎么样的。
或者说，这些新生事物出现问题之后，他这个皇帝，或者朝中其余的臣子，能否应对？
如果能，那这条路当然没问题。
可如果不能呢？
刘钰一直说他只是中人之姿，也说过当年占据台湾的荷兰人的指挥官、数百人毁灭了南美帝国的那些人，其实也就是三四流的人物。
论及倭人那边的德川吉宗，放在德川家的历代人物里，亦算是一二流的人物了。
李淦考虑了一下日本的制度，以及德川吉宗的一些改革政策，也承认刘钰的话，确实算是一二流的人物了，但终究还是只能在那个圈里打转。
可就是这样一个旧时代算起来一二流的人物，被刘钰这种三四流的人物打的毫无还手之力，甚至逼到了不知该怎么办的程度。
这就有些问题了。
李淦心想，如果新生事物，旧人无法面对、无法处置，也不求能够“治不病”、若连能够“治小疾而不至深”的手段都没有，面对新生事物茫然无措，左支右绌……
那这就不是小事了。
要么，选择一切回复旧时代。
要么，就得连同科举、选拔、经书等，全都要改。
而后者，动不得。
李淦是要开办实学，但一则是单纯为了军队、尤其是海军。
二则为了在他生前解决良家子问题，以免日后的子孙无能，无法平衡或者导致无法压制那群良家子，最终成为一团割不掉的毒瘤。需要将良家子学的东西广泛化，从而牵制和掺沙子。
但他可从没动过改革科举的想法，哪怕大顺开国时候，在西安也赶忙举行了科举，东林五虎将霹雳火惠世扬、大顺右平章事主持的。
谁动科举谁就得死，这一点李淦心里还是清楚的。
之前大顺改动了一次科举，也就是小范围的小打小闹，为的是尽量公平使得寒门贫户亦可暮登天子堂，最多也就是前期选拔的时候把主观性太重、需要财力家学见闻等才能薄晓的策论等，往后挪到了进士之后，之前复用格式固定、穷人读几本书也有机会的八股。
至于更早一些的，那是大顺开国一扫天下之前，就定下的以良家子三舍法牵制科举一家独大的情况，又未必避免出现王安石改制之后全用三舍法以至党争一派的情况，这才分出了这么个奇葩的双轨制。
但现在，如果说新事物必须要由新人才能应对，或者说旧人一点都无法应对，那这问题可就大了。
因为这将打破朝堂的平衡。
以往的旧事物，是武德宫与科举殿试出身的人，都能应对。
当个县令，科举出身的可以当、武德宫出身的也能当，差毬不大。
当个平章事，科举出身的可以当，武德宫出身的也能当。
没有人和什么东西是绑定的，所以皇帝可以居中调节、坐看虎斗，从而维持局面，也不用担心一家独大。
但若是新人才能处置新事物、旧人完全不能应对新事物，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一群朝中的人和天下的一群人是绑定在一起的了。
那可比宋时的党争可怕多了。
宋时党争，终究还只是朝廷内部。新党旧党，依旧是一群人，只是路线不同。
若搞成李淦设想的最坏的那种情况，宋时的新党旧党之争算个什么呀？
日后稍微有个能力不成的继承，恐怕就要天下大乱，新旧之争，决出雌雄，谁赢了都必要让对方死。
不只是朝中的人要死，更是他们代表的那支力量，也要死绝。
此时虽然这种苗头还不太明显，但李淦睁开眼看了看外面的世界后，已经有那么一丝察觉。这是皇帝的职业病，也是一种特有的职业敏感，隐约觉得刘钰倒不是隐瞒了什么，而是在出问题之前就先解决了，以至于让他看不到问题。
又或者……
到底是“治不病”？
还是若以医者论，体内生了病，但刘钰这个医生每次都开一些止疼的药膏。吃掉就不疼了，一直吃，一直不疼，所以似乎没有病。可病却并未祛除，将来有朝一日，这病就要到“疾在膏肓”的程度了？
想到这，李淦叫来了太监道：“你去将鲸侯当年请设贸易公司、水手后备服役制的奏章找来。”
刘钰的许多奏折，颇有心意，多抄存有副本。贴身的太监能混到皇帝贴身的程度，自是有些手段，博闻强识那是最基本的。
很快，就从一大堆留存的奏折中找了出来那封。
一个“使”、一个“联”，听起来好像都差不多。但此时、尤其是给皇帝的奏折，遣词用句不得不谨慎明确。
李淦从刘钰这些年的一些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言论，对着被他涂抹掉的“联”字，若有所思。
《周礼》之大宰篇言：三曰官联，以会官治。汉之郑玄注之曰：官联，谓国之大事一官不能独，六官共举之。共举，谓之联。
尤其是大顺经历过明末联虏平寇、联寇御虏、联明保天下等等政权的种种口号后。联，这个字，首先便有一种平等对待的涵义在其间。
一开始，刘钰脱颖而出于永宁寺碑文之事。那时候与将士同甘共苦，李淦觉得也很正常，不过是读了一些兵书，欲效李将军治军之事尔。
但到后来，十余年间，又是将自己的仆从正名为人、又是在军中的种种举动，都让李淦觉得有些好奇。
人若做作或者作假，总不可能十余年如一日，只能是内心如此，才能表里合一。只是考虑到刘钰的出身，这就难说不奇怪了。
但这种奇怪终究想不出个所以然，李淦想了一阵，也就笑笑，将涂抹改掉后的旧奏折扔到一旁。
将那张写着“圈”字的纸，夹在了书中，想了一下，又觉得说是圈似乎也有些不太合适。
圈者，猪牛羊也。舍者，鸡鸭鹅也。
似乎，更像是农妇养鸡，平时可以取鸡蛋。可要是真的饿到极点，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能杀了鸡吃肉。
朝中的说法，是复宋时买扑之旧制，照六百年前故事。
只是李淦心里清楚，说是宋时买扑旧制，可实际上多半不同。将来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这个时代的人们，总是对新事物充满了不安，以及对未知的恐惧天性。
不像是蒸汽机面世之后的那几十年间，人类自信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宇宙万物都不过是理性可以推断的、人的发明可以改变一切，包括整个宇宙，对于新生的事物总是充满了美好的幻想和期待。
而这个时代，则是三百年前的死人从棺材里爬出来，只需要几天时间，就能完美适应此时的一切生活。三百年前的秀才，到了这里一样可以中秀才，甚至可能不需要再去多学什么。爷爷的经验总是有用的，于是越发对新生事物充满了一种莫名的不安。
李淦作为皇帝，这种不安和恐惧其实尤甚。只是刘钰在身边已久，交流日多，似乎总能说对那些不曾见过的东西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终究，此时的人不是怕新事物，本质还是怕那些无法以史为鉴的未知。
正因如此，李淦允了刘钰下西洋的请求。他想要看看，在刘钰离开之后，那些新生的东西，不管是海军、贸易公司、还是移民、鲸海新制，到底会有什么问题。
隐约间，李淦其实已经有些怀疑刘钰“报喜不报忧”。
只要他在，就会悄悄调控，不会出现一些让皇帝不安或者不爽的东西。
所以李淦想让他离开一段时间看看，看看清楚。
下西洋，少则二三年，若没有了刘钰在这边拨弄，真有什么问题也该出现了。
李淦隐约觉得一直在默默地将有些隐忧去除，防患于未然，从而让他这个做皇帝的，只能看到刘钰想让他看到的那些东西。
这算不上欺君之罪，而是这些年刘钰一贯的表现让皇帝产生的一种认知。就像是之前西域一战一样，先借刀杀人绝杀教主，倒逼朝廷按照他的计划来。虽然和朝廷设计的差不多，但当时皇帝就已经警告过了刘钰。
而这一次征倭之战，刘钰的作为倒是没有出格。但他对日谋划和海权问题表现出的那种“治不病”的风格，更是让李淦加深了这种感觉。
还没等出问题之前，先把问题掐死在襁褓之中，而不是等出了问题再去解决。
换到这些新生事物里，是不是也是一样呢？会不会这些新生事物，并非都是像刘钰说的那么好，而是本身是有大问题的，只是刘钰一直坐镇操控，使得这些大问题还没露出苗头就被压制。
其目的为何，皇帝还是信赖刘钰的，无非就是刘钰觉得这条路对大顺、对江山社稷有好处。
只是这些革新，怕出什么问题，导致皇帝担心，或言因噎废食，从而断绝了这条路的可能。
皇权至上，这问题本身就是个信赖的问题。
信赖，那这就是其心可嘉，用心良苦。
若不信赖，那就是其心可诛，别有用心。
此时的信赖正浓，又知进退，看上去完全是臣子典范。可李淦却还是希望自己能够亲眼看看刘钰不在的情况下，这些新生事物到底是怎么样的。
或者说，这些新生事物出现问题之后，他这个皇帝，或者朝中其余的臣子，能否应对？
如果能，那这条路当然没问题。
可如果不能呢？
刘钰一直说他只是中人之姿，也说过当年占据台湾的荷兰人的指挥官、数百人毁灭了南美帝国的那些人，其实也就是三四流的人物。
论及倭人那边的德川吉宗，放在德川家的历代人物里，亦算是一二流的人物了。
李淦考虑了一下日本的制度，以及德川吉宗的一些改革政策，也承认刘钰的话，确实算是一二流的人物了，但终究还是只能在那个圈里打转。
可就是这样一个旧时代算起来一二流的人物，被刘钰这种三四流的人物打的毫无还手之力，甚至逼到了不知该怎么办的程度。
这就有些问题了。
李淦心想，如果新生事物，旧人无法面对、无法处置，也不求能够“治不病”、若连能够“治小疾而不至深”的手段都没有，面对新生事物茫然无措，左支右绌……
那这就不是小事了。
要么，选择一切回复旧时代。
要么，就得连同科举、选拔、经书等，全都要改。
而后者，动不得。
李淦是要开办实学，但一则是单纯为了军队、尤其是海军。
二则为了在他生前解决良家子问题，以免日后的子孙无能，无法平衡或者导致无法压制那群良家子，最终成为一团割不掉的毒瘤。需要将良家子学的东西广泛化，从而牵制和掺沙子。
但他可从没动过改革科举的想法，哪怕大顺开国时候，在西安也赶忙举行了科举，东林五虎将霹雳火惠世扬、大顺右平章事主持的。
谁动科举谁就得死，这一点李淦心里还是清楚的。
之前大顺改动了一次科举，也就是小范围的小打小闹，为的是尽量公平使得寒门贫户亦可暮登天子堂，最多也就是前期选拔的时候把主观性太重、需要财力家学见闻等才能薄晓的策论等，往后挪到了进士之后，之前复用格式固定、穷人读几本书也有机会的八股。
至于更早一些的，那是大顺开国一扫天下之前，就定下的以良家子三舍法牵制科举一家独大的情况，又未必避免出现王安石改制之后全用三舍法以至党争一派的情况，这才分出了这么个奇葩的双轨制。
但现在，如果说新事物必须要由新人才能应对，或者说旧人一点都无法应对，那这问题可就大了。
因为这将打破朝堂的平衡。
以往的旧事物，是武德宫与科举殿试出身的人，都能应对。
当个县令，科举出身的可以当、武德宫出身的也能当，差毬不大。
当个平章事，科举出身的可以当，武德宫出身的也能当。
没有人和什么东西是绑定的，所以皇帝可以居中调节、坐看虎斗，从而维持局面，也不用担心一家独大。
但若是新人才能处置新事物、旧人完全不能应对新事物，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一群朝中的人和天下的一群人是绑定在一起的了。
那可比宋时的党争可怕多了。
宋时党争，终究还只是朝廷内部。新党旧党，依旧是一群人，只是路线不同。
若搞成李淦设想的最坏的那种情况，宋时的新党旧党之争算个什么呀？
日后稍微有个能力不成的继承，恐怕就要天下大乱，新旧之争，决出雌雄，谁赢了都必要让对方死。
不只是朝中的人要死，更是他们代表的那支力量，也要死绝。
此时虽然这种苗头还不太明显，但李淦睁开眼看了看外面的世界后，已经有那么一丝察觉。这是皇帝的职业病，也是一种特有的职业敏感，隐约觉得刘钰倒不是隐瞒了什么，而是在出问题之前就先解决了，以至于让他看不到问题。
又或者……
到底是“治不病”？
还是若以医者论，体内生了病，但刘钰这个医生每次都开一些止疼的药膏。吃掉就不疼了，一直吃，一直不疼，所以似乎没有病。可病却并未祛除，将来有朝一日，这病就要到“疾在膏肓”的程度了？
想到这，李淦叫来了太监道：“你去将鲸侯当年请设贸易公司、水手后备服役制的奏章找来。”
刘钰的许多奏折，颇有心意，多抄存有副本。贴身的太监能混到皇帝贴身的程度，自是有些手段，博闻强识那是最基本的。
很快，就从一大堆留存的奏折中找了出来那封。